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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散文选刊》作家珍存栏，大地上的事情读后感。载刘烨园先生：苇岸：为他人的欣慰和宁静，一脉美好价值充实的宁静，一腔不惮牺牲自我的欣慰。他因此而活在“大地上的事情里。”2000年5月19日，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苇岸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出版发行。部分作家出席了该首发式，并于当天下午赴昌平，对苇岸进行了纪念活动。苇岸是1999年5月19日去世的，以其《大地上的事情》赢得赞誉。
《圣徒之美》载2003年4月13日《齐鲁晚报》，作者耿林莽。苇岸这个笔名清晰地表达出他对大地、河流、优美、绿色植株及其摇曳丰姿的投影的钟爱。大地、庄稼、鸟与昆虫、草叶、花和果实，胡蜂来去与季节的转换，这一切，人与自然的亲缘联系，便是他笔墨光照的美的世界，无所不至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爱心渗及万物，这使人想起陶潜、王维和中国古典诗文中虚静美的追求，农耕文化背景的深渊。然而不仅与此，苇岸接受的文化影响还来自于西方：梭罗、爱默生、托尔斯泰、利奥波德，还有雅姆人文精神，对生命的爱是其核心。钟情于大自然，热爱大地河流。就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他那里下了一场大雪，他还孩子似的给诗人王家新打电话，说是要出去看雪。白芒芒的大地一片洁白，这是“圣徒”的心灵的向往和反射。“圣徒”的美，雪一样的洁美。
2004.2《山东文学》载崔凯璇的文章《上升中的生命飞扬》一文中说：苇岸以旁观者或边缘人的姿态，描摹大地上的事情，把自己的欣喜、感叹痛惜之情，隐藏在文字后面，将主体闪避到对象的边缘，从而形成一种类似“零度写作”的状态。通过我的观察使大自然生动鲜活地“自动呈现”出来，在主体情绪完全收敛的状态下，展现出生命世界的丰富、充实、完备、自足的自在状态，但是也正是通过散文中自在状态的展示和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文字，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写作主体怀着热切的爱，专注而执著于大地上的一切诗意事件的聆听和涵容。把自然与人们和谐统一，看作是最高幸福，把大自然作为拯救心灵和获得生命力的精神故乡。从而在字里行间，一个寻求诗意栖居与自在生命状态的主体形象跃然纸上。
《诗歌先锋档案》中载诗人黑大春的文章：苇岸随1999年病逝，一个行将就木的理想主义世界用被吻别的泥土收回了它末代英雄的骸骨。中华大地一下子变得空无，尽管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苇岸是唯一一个令我信服的人文主义者！这不仅由于他的受家族遗产，于1989年后，又受圣雄甘地非暴力影响了素食主义生活方式，也不仅因其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人格魅力，并具其在原则上所体形（现）的鲁迅硬骨头精神，包括他的土地道德中涵盖的人皆成舜尧的信念以及他对许多外省诗人伸出的俄罗斯圣愚之手。（他认为帮助了某个诗人就等于帮助了诗歌本身）。当然还有他童心未泯的幽默感。譬如：某年愚人节他在电话中一板一眼地对宿醉中正揉着红眼睛的我说：他赤手抓住了一只野兔。但最可靠的依据非他的文本莫属。那一篇篇朴拙似魏碑的随笔：实证了克劳塞维茨的诗学范式：散文不过是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己。
200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是在昌平市场里面的旧书摊上发现那本《芙蓉》杂志的，我一抓了过来付了钱，那上面有大地上的诗人——苇岸画传及创作，林贤治先生的《未曾消失的苇岸》，林莽先生的《苇岸生平与创作年表》，苇岸自传《一个人的道路》及其《大地上的事情》39则。我骑车直奔图书馆，当走进图书馆时，头有点晕，不一会儿，找到图书管理员，借到98年第二期《世界文学》我与梭罗。《人民文学》99年第5期苇岸《1998·二十四节气》六则，我一边发着高烧，一边看着苇岸的文字，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苇岸家住昌平，我却在昌平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虽然我们素不相识，我在鲁南一个小城镇上关注着他，盯视着他。
2004年春天，满目桃花盛开，我想痛哭一场，在春天的暗夜里，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哀叹生命的短暂。也许多年以后，我就在某个暮春的黄昏，偶有零星小雨飘过，我就如一缕初夏的风，悄悄地离去，不留一丝痕迹。那落寞难忘的思绪弥漫了整个四月，我郁郁寡欢。疼痛。也许是为大地上失去这样一位诗人而流泪，他——苇岸，永远活在大地上的事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