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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试析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生成境遇的论文

历史 时间:201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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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文化工业 大众文化 中国语境

  论文摘要: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大众文化现象则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中国有自己的历史话语环境,我们应辩证地建构正在生成中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现象,谨防以“他者”的文化眼光遮蔽中国本土问题。

  一、关于文化工业的争议

  文化工业,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最早萌芽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他在阐述剩余价值理论时,指出资本生产的逻辑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商品的垄断性逻辑将使艺术家成为创造利润的雇佣生产者,使艺术品成为标准化的商品。

  1936年,本雅明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表明技术复制艺术深具革命意义:消失了“韵味”,更新为“震惊”,传播于大众。本雅明美学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为文化工业的存在合法性提供了可能。

  文化工业的概念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文化工业用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体现了启蒙走向反面以后的否定个体独特性的同一性思维模式,同时它又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体现了垄断资产阶级既以文化产品牟取高额利润,又以其同一性的方式,使大众在思想上认同资本主义社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纵,把文化工业作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水泥’。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本质上是反大众反人本的。

  文化工业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归纳及其批判带来的争议彼伏此起。马尔库塞关注于:当科学技术加盟到整个社会的运作时,文化“单向度”化,就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大众文化操纵。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中,“复制取代生产,意义被符号和代码的增值所取代,同一的无穷复制取消了意义的存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空虚的无根的和虚无的后现代世界,一种伦理学的巨大失落。布尔迪厄更是宣称,使艺术变得有价值的不是艺术家,不是艺术品,而是制造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社会机制,是大众媒介,是商业利润,是文化工业。同样有人为文化工业辩护:英国“伯明翰学派”就肯定文化工业的解放功能和进步意义。费斯克提出“两种经济”: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认为文化固然商品化了,但商品也文化化了;大众有权有能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袭击或偷猎文化商品的地盘。文化工业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商品的买和卖,它不单纯是消费,同时也是文化。

  二、关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它利用科技媒介手段作为艺术载体,是有相当商业利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文化品种。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这两个概念既不相同,又难相异。是否可以这样说:文化工业制造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反过来又培养了文化工业的社会基础。

  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蜕变与发展,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即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型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同文化工业一样,大众文化总是介于两种不同方向的扩张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认为,文化产业的所有弊端尤其是内容上的粗鄙、平庸及媚俗,也就是大众文化本身的毛病。而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态度要民主得多:威廉姆斯就认为,媒介有可能与民主生活结盟,通过大众的介入和对话建构一种民主的社会;霍尔也认定,大众文化内部存在遏制与对抗的双向运动,而非单向的操纵。

  大众文化问题主要凸现于19世纪中叶涌起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涌起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之中。现代主义强调艺术要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它的话语中心是理性和自我,强调艺术对现实的疏离,拒绝交流。认为交流就意味着向主导意识形态低头;现代主义艺术的精英本性是抗拒大众文化的世俗本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对权威和普遍的反抗,对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宏大叙事的消解,它更强调形象,强调感性,强调解放欲望,强调唤起人的无意识心理;而大众文化使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消失,使文化从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成为消费品,实现了生活的审美化。“这是一种美学标准的多元化。” 三、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的自我确证

  改革、开放的中国时下正在向工业化迈进。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已经浸人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加上国际间文化思潮的相互影响,中国文化界也开始面临诸多间题。以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人们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增长。西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解决了一部分大众文化现实问题,至今仍是我们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理论所必须汲取的话语资源。但中国有自己的话语环境和文化历史渊源,所以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

  中国理论界对于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探讨,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人文精神”的探讨者们延续了西方批判理论范式,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是功能上的娱乐性文化、文本上的无深度文化、传播上的泛市民文化。90年代中后期,集体出场的新“左”派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也采取了激进批判态度,其理论核心是大众文化是中产阶级文化,是抹杀阶级冲突和贫富差距新现实的意识形态。这两种审美批判态度体现了中国人文学者的忧患意识。反之,以金元浦、陶东风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批评范式更多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转型角度肯定了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他们坚持认为:世俗化意味着祛魅和解神圣,体现了弱势群体利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推进了民主化进程,大众文化和人文精神并不相悖。

  中国从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形态转折,为文化工业论述的流播准备了感性经验和现实语境。社会中全面商业化的倾向必然产生审美文化领域的商业化,而当代审美文化的商业化、消费化转型使人们直接置身于阿多诺所描绘的文化工业情境之中,切身感受艺术、技术与商业密谋合作而成的大众快感文化的诞生。今天,消费成了无所不在的神话,用世俗化的方式消解了经典艺术。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毕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人民还远远没有摆脱农业文明带给他们的落后,依然向往工业文明带来的快乐。确切地说,中国的文化工业理论和大众文化现象还只能是地方性的。所以对于正在历史中生成的文化事物,论是激进的精英意识,还是失控的大众狂欢,都有失偏颇。全面否定将没有市场,全面肯定将彻底失序。

  由此,考察和阐释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理论需要理论界持有更辩证的观念和视角,而非简单划一的判断和非此即彼的抉择。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立或引用合适的文化理论,而不是从一些理论出发去制造或夸大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有顺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一面,同时也要防止沉溺于消费主义的中国大众日渐显现的政治冷漠。在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肯定会急剧扩张的现实情势下,我们需要对二者进行合理的批判建构,扬长避短,弘优弃劣,以健康地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套用杰姆逊在《关于后现代主义》中的一段话: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缺乏高度的意识就视之为邪恶的、轻浮的或应该加以谴责的,也不能因为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在某种令人迷惑的新乌托邦出现的赞颂意义上就将之视为好现象。现实中这两种特征并存。总而言之,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必须作为一种历史情境而不是在道德上痛恨或简单颂扬的事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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