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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作为一个转型期存活于中国“走向世界”最早的心情标本，那代文人的“家国想像”可以导引现代人对中国政治历史的文化批判，带有精神启蒙的价值线索。晚清作为一个言说对象，存活了百年沧海桑田的变迁，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童年经验。
清末民初以强调文化的转型性而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如果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狂飙式的气魄动摇了东方传统的思维之树，颠覆了古老的生存童话，把人的存在秩序引上了现代之路，那么，清末民初文化探索者的艰难找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做了一次预演。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症结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探索的源头，20世纪的历代知识分子几乎一直未能摆脱世纪初的余荫。那个以多元性、含混性见称的时期，它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排斥、对民族前景的想像与盲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依恋、对现代性的追求和误读，一个世纪以来依然是弥久不更的历史叙事语境；那个历史阶段的文人如容闳、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鲁迅等等作为一个个文化符号，他们的“家国想像”可以导引后来的知识者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佛学救国、“三界革命”、“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一拨拨知识精英们家国想像的毁灭、宗教期待的虚妄，以及启蒙和革命神话的破解，一层层递解着一个个悲剧的展开和结束。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中西冲撞、融合的过程中寻求并重建新的秩序，直到今天，一个适合于中国的文化模式的涅槃也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大胆论断下，历史的回忆构成了人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我们正是在对于这些“悲剧”不断的反刍之中，寻找着当下切入国家民族政治历史的话语路径和方式。
其次，晚清文化思潮的驳杂和文人生存抉择的艰窘启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充分意识到认识主体的非自足性，在审视清末、寻源“五四”中以自己的叙述参与历史的重构，为后来的历史叙事提供新的话语资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镂刻的文人志士繁复的精神创伤，是中国现代之首途的历史符码，永远给我们构成一种深层文化语境，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对象交互作用，这就形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精神纽带。易代之际的士人常有两种人生目的：避世守节或入世弘道，这均乃“见道之大”者。仕与隐、通与穷，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对生存生态的选择变化微弱，而在患乱频仍、世道衰丧的晚清时空下，一代文人骤然遭遇从历史惯性中甩出的剧痛——历史的诗意与荒唐结伴而至，逢缘时会的狂热和英雄末路的悲凉相映而生，新的人格理想的建构面临着转型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人生观，而任何形式的抉择又必然面临纠缠和围剿。当我们在21世纪初追思那一代文艺家在上个世纪初涌动的心潮，精神上的沧桑感不禁油然而生。也许清末民初文学文本的叙述语态使之无法矗立在历史的源头成为不尽的光源，但是在那一代文人文化抵牾的痛苦里，既有“五四”式对人的本体价值形而上的渴望，又有对生存意义的深切怀疑，虽然这个问题直到后期的鲁迅才真正成为历史话语的巨响。
我们透过清末民初所展开的丰富空间看到了一个世纪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抉择上的艰窘，他们在入世与出世、爱国与绝情、启蒙与革命间的艰难挣扎穿透了历史时空，成为一种民族生存和个人生存的基本图景。作为研究者主体，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受制于文化语境的制约，主体意识的介入无疑需要一种巨大的解放精神与勇气。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还是意识到了“说自己的话”的必要。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大众启蒙外其实一直肩负着沉重的“自我启蒙”的责任，那么我们审视、叙述清末民初，寻源“五四”，以自己的叙述参与历史的重构，就是为后来的历史叙事提供新的话语资源。
我们从清末民初文化者艰难抉择的存在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性”诞生之初对于“歧义”的宽容，这对当下的文艺建设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文艺的现代化既有文艺市场的需求，更有思想启蒙的历史要求，也有艺术维度的审美追求。文化作为一种表意实践，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传递构成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表意实践的转换是艺术功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除了风格和主题外另一深刻的变化。审美的现代转化正体现了这种转换。清末民初，异帮新声与本土传统交锋，本土传统在自身演进过程中产生裂变与重组，促使新的文艺观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中萌生。“三界革命”时期的梁启超及五四人的现代性主题往往以日常生活的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暴露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舒服性和日常主题的沉沦性，忧切远远大于审美，从根本上治病疗伤的主题先行不得不妨碍了文学纯粹的审美进程。在梁启超张扬历史现代性的同时，王国维和苏曼殊分别在理论阐述、文学翻译与创作上通过文学审美意义的实现来参与民族的文化进程。清末民初所打开的历史复杂性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内涵，这是以往的研究或语焉不详或言不由衷甚至忽略不计的一份资源。如今我们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人志士的文化行为线索，透过那个时代文学的言语织体，看到了当时文化—文学的多元化生态，也看到了文学现代性追求的缤纷头绪。
当然，清末民初文化－文学研究热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在对这一段历史景观的开掘中，我们文化领域正悄然兴起一个对“五四”文化模式激进的一面反思的思潮。客观地讲，这一反思有其深刻意义，为健全的文化生态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维度，但也带来了另一种激进的思路，即全面否定“五四”文化理想和价值或过分夸大“晚清”现代性因素，这些对于现代学术理性的确立是一个考验。
新旧文化模式的转换需要反观与远瞻。我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主导动机是以客观意志支配个体的生命意志，蔑视个性独立、激情冲突和超越欲望，这种政治伦理化或伦理政治化的文化模式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其泯灭人性的本质和意志的强权毕竟不再适应新的历史现实。经过清末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趋向开放，打破常规界限和生存限制，追求永恒无限的超越，渴望个体情感的宣泄和价值的张扬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和文化目标。但是，新的文化模式的诞生必将伴随着痛苦的挣扎和摸索，任何重建都包含解构和建设，也就意味着意义的丢失或者增殖。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其人言言殊的本质意味着我们逐渐失去了厘定或判断它的诸多前提；我们文学的独立性或曰文学的生存空间获得了历史未有的广阔，但总觉得还缺少些什么。中国文学包括创作、批评和整个学科研究终于摆脱了历史强加的沉重负荷，但决不是走上了文学前行的康庄大道，需要摸索的路还有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