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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论文范文的第一章详细阐述了资产负债表研究法的理论框架，从诞生背景及其发展、概念、主要目标、分析框架及主要特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其中资产负债表研究法的主要目标包括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本结构错配和清偿力风险，分析框架及主要特性的分析从部门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分类和定值、部门间的风险传导和复杂性程度四个方面展开，最后对资产负债表研究法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综述。
第二章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度对1945年——1990年间战后日本经济进行了简要回顾，将这一阶段细分为重建期（1945~1955）、高速增长期（1955~1971）和稳定增长期（1972~1990）三个阶段。
第三章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度对 1991 年至今的战后日本经济进行了简要回顾，将这一阶段细分为长期停滞期（1991~2001）和缓慢复苏期（2002~至今）两个阶段。第四章对日本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初步分析了日本非金融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错配问题的基础上，对资产价格暴跌下的企业部门负债最小化（资产负债表问题的企业部门内部调整）现象进行了深入阐述。之前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研究广泛的提到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银行对私人部门新增贷款急剧减少这一现象。本文希望从与前人不同的角度，即通过对日本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对日本的银行对私人部门新增贷款急剧减少和贷款总量的持续萎缩这一现象提供全新的解释。本章对日本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详细分析，以考察其参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程度，及其变动情况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本文认为，在资产价格暴跌下的背景下，日本的企业部门集体转向负债最小化是上述现象的本质。本章还对发生在日本的通货紧缩现象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与 Irving Fisher 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所不同的观点，本文首次定义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相对于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来说，并不需要以物价大幅下跌或抛售为前提，只需要由资产价格暴跌所导致的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总额接近或者下降到负债总额以下，迫使企业由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即可。换句话说，资产负债表衰退比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从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偿债现象无法避免，总需求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但是本文认为日本企业部门集体偿债引发的总需求的下降刚好抵消了本应有的供应增长，还远没有达到 Richard C. Koo（2008）所认为的程度，企业门的产量没有出现大幅回落，价格水平也没有出现螺旋下降。日本在此期间所发生的由负债最小化导致的总需求的下降引发的通货紧缩的规模都极其有限，其压力并不足以扩大企业的实际负债。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企业部门在过去的 20 年间是极为成功的。日本的企业部门在这 20 年间以经济没有出现负增长的代价完成了对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本章最后对发生在日本的信贷需求不足现象（资产负债表问题从企业部门到公共部门的传导）进行了论述，试图解释当时的日本经济所发生的传统经济学所解释不了的问题，研究发现政府部门以自身资产负债表中赤字规模的快速上升，换取了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率的大幅改善，这完成了资产负债表问题由私人部门到公共部门的传导。
第一章 资产负债表研究法：理论框架和研究综述
一、资产负债表研究法简介
（一）资产负债表研究法诞生背景及其发展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以及后来的新兴市场货币危机3使得经济学家们有机会对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成因、本质以及解决方法进行全面的反思。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及 21 世纪初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的货币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济中的关键部门的资本账户的突然崩溃。资本账户危机的发生使得市场投资者迅速失去信心，并迅速引发了证券投资组合大规模的调整，例如银行存款的大规模取现、有价证券的贱卖、债务的提前求偿。由于汇率、利率以及其他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整个经济的资产负债表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恶化。
（二）资产负债表研究法的概念
按照 MarkAllen，Christoph Rosenberg，Christian Keller，Brad Setser，and Nouriel Roubini（2002）的描述，资产负债表研究法（balance sheet approach（BSA））倾向于将一国经济看成为具有企业性质的经济实体，其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资产负债表化，即在资产负债表内反映。与更为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侧重于考察一段指定的时间内的经济活动（即流量分析，例如年产值、财政平衡、经常账户平衡、投资流量）不同的是，资产负债表研究法（BSA）主要考察某一指定时间点上的资产和负债，例如债务、外汇储备、未偿负债、年终存货等等。显然，这两种分析方法——流量分析和资产负债表研究法（BSA）是既有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它们其中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正成为资产负债表研究法（BSA）今后所发展的方向，这在后文中会做详细分析。使用资产负债表研究法（BSA）研究开放经济宏观经济问题时的重要步骤就是将一国经济部门化。这就需要首先识别并区分一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并获得其部门化了的资产负债表（sectoral balance sheets），然后将其加总得到一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national balancesheets）。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加总的过程中可能有些资产和负债被相互抵消而被忽略，很可能正是这些被抵消了的数据会更准确的反映经济活动中的一些重要变化。因此，这也就是我们致力于分析部门化了的资产负债表的原因所在，而有效识别并恰当划分一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就成为了研究其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基本逻辑前提。
二、资产负债表研究法的主要目标资产负债表研究法
（BSA）的目的是分析经济部门及其之间的传递机制的漏洞。根据Mark Allen，Christoph Rosenberg，Christian Keller，Brad Setser，and Nouriel Roubini（2002）的工作，其将资产负债表错配归纳为四类，分别是：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 risk）、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 risk）、资本结构错配（capital structure mismatches）和清偿力风险（solvency risk）。Johan Mathisen andAnthony Pellechio（2006）9将资产负债表错配归纳为三类，分别是：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es）、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es）和资本结构错配（capital structure mismatches）。但是他们认为这三类风险在危机中将体现为流动性问题和清偿力问题。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将经济暴露在了某些特定的风险之下，这包括了利率和汇率变化的市场风险；资本结构错配则降低了经济承受其他风险的能力。所有这些错配所导致的漏洞最终会直接导致清偿力风险，尽管清偿力风险也可能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因素。
第二章 战后日本经济重建期、高速增长期和稳定增长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45~1990）
战后日本经济是一个未被充分研究却又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战后，日本充分利用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和后发优势，创造了长达二十五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其间增长率均在10%以上（除了 1955 年和 1958 年），20 世纪 60 年代末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此后，日本成功地克服两次石油危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达到经济总量的高峰。一时间，日本的成功经验、日本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学习和效仿的典范。日本自身的膨胀也在此达到顶峰，“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说法甚嚣尘上。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全球的注目下，日本经济突然泡沫崩溃，之后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低迷，经济发展几乎陷入停滞之中。其中之谜，学术界至今未有一致的定论。
本文在从资产负债表衰退角度对战后日本经济进行重新评述之前，有必要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历程作一重新回顾。但是区区两章要想对近七十年的历史完整回顾，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只能从单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本文选择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这也和后文的资产负债表分析息息相关。
一、重建期（1945~1955）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长达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不仅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也有 185 万人被夺去了生命，负伤者和去向不明者达到 68 万人，战乱使日本丧失了 25%的财富。在空袭和舰炮袭击期间，联军给日本的制造业和港口设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据估计，到战争结束时，日本丧失了 25%的总资产，80%的船舶，34%的工业机械和 24%的建筑物。损失不仅仅限于工业：社会基础设施——港口、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也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军队减损114 万人，其中海军 41 万。空袭还夺去了 30 万人的生命。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公告，以麦克阿瑟为司令的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其后一直到 1952 年就金山媾和条约签订为止，共对日本进行了六年半的单独军事占领。这期间，日本政府的各项政策都是根据占领军最高统帅（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SCAP））和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GHQ）”的指令而制定和实施的。1945 年 10 月 11 日，SCAP 向日本政府下达了实施 5 项民主化改革的指令，分别是：赋予妇女参政的权利，保障工人团结权，推进教育自由化，废除专制政治和促进经济民主化。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其中最有名的是农地改革、劳动改革和解散财阀，也被称为经济民主化的“三大改革”。从总体上来看，经济民主化改革彻底消除了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对日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影响，不仅为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而且为经济恢复和其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初期，日本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首先，虽然日本本土没有直接卷入世界大战，但是遭到联军的大范围空袭，基础设施、工业设施和建筑物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次，在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日本的产业结构全面转为了军需型结构，即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产业格局。重型装备生产工厂短期内难以升级转型。再次，战争尾声，日本国内的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都给日本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最后，由于粮食等生产生活必备的物质的极度缺乏，日本国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战争结束当年的 1945 年，通货膨胀率为 51.5%，1946 年飙升至 364.5%，1947 年增幅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 195%，1948 年为 165%，日本经济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能力、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和进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
二、高速增长期（1955~1971）
从 1955 年开始，日本经济恢复和超过了战前水平，进入了高速增长期。1956 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中写道：“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时代。恢复阶段已经结束，今后经济赖以增长的将是现代化。”在 1955 年——1971 年的 17 年中，日本经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景气扩张期，分别是神武景气（1955 年——1957 年）、岩户景气（1958 年——1961 年）、奥运景气（1962 年——1964 年）和伊弉诺景气（1965 年——1970 年）。
日本经济高速的增长很快就提高了它的世界经济地位。具体表现在，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 1966 年超过法国，1967 年超过英国，1968 年超过联邦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加工贸易型国家，经济总量的快速上升也使得日本的贸易额大幅增长，其占世界比重从 1955 年的 2.4%大幅提高至 1970 年的 6.9%。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期间制造业以年均 15%的速度增长，使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提高，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简单的对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的贡献度作一分析。一般来说，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可利用的劳动力和资本量投入的越多，技术水平越高，流通体制和政策运营越有率的要素，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看到，在高速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高达 4.90%。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的战略是“经济增长第一”，其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增长作为主要目标的导向十分明显，而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又要比货币政策更加积极。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对财政状况的担忧并非是日本财政已经到了失去偿付能力的边缘，财政崩溃迫在眉睫77；也不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已经导致严重的挤出效应，妨碍了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增长。78担忧的真正来源是财政赤字和巨额国债余额所引发的财政支出僵化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快速发展的老龄化社会对财政支出的需要（陈共，2007）。本文赞同上述观点。在研究一国通过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时，不能仅仅关注国债的绝对额或国债负担率这些静态指标，而更应该从国债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来考察。只要国债负担率不是无限制的增长，而是最终能稳定在某个值或出现下降，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的途径就是可持续的，债务危机就不会出现。单框架（陈共，2009）。理论上，政府支出可分为以下四类：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和国债利息支出。其中，利息支出与政府其他支出具有显著的差异。利息支出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过去积累的国债余额的大小、利率的高低、货币化程度以及国债的期限结构等多种因素。利息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变量，在短期内政府很难控制利息支出水平。因此，为了研究国债和财政赤字的动态关系，有必要将财政赤字分为基本赤字和利息支出两个部分，这里的财政赤字考虑了利息的因素。基本赤字（或盈余）代表着不包括利息支出的财政经常支出与财政经常收入的差额，这里的财政赤字等于基本赤字和利息支出之和。从动态来看影响国债负担率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从国债和赤字动态的分析框架可以得出控制国债负担率的基本途径。
第一，控制基本赤字。因为债务余额主要体现为基本赤字的积累。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基本赤字增加，国债负担率必然上升，因而控制基本赤字是控制国债负担率的基本措施。
第二，国债利率要适度。众所周知，国债一般意义上是“金边债券79”，其利率与一国的国家主权信用息息相关。由于其风险较低，一般情况下其利率远低于市场利率或银行利率。
第三，国债投资收益要保持。发行国债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产生是由扩大政府支出而来，特别是政府投资，而不是一般性的经常性支出。因此，只要产出大于投入，不仅会扩大需求，而且会按照投资乘数引发总产出的成倍扩张，这也就会带来财政收支的良性循环和国债负担率的逐步降低。
参考文献
1【日】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3 卷，第 184 页。
2【日】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6 卷，第 272、300、302 页。
3【日】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孙汉超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42 页。
4【日】内阁府：《2007 年经济财政报告》，2007 年 8 月 7 日。
5【日】安场保吉、猪木武德编：《日本经济史第 8 卷——高速增长》，连湘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 242 页。
6【日】内野达郎：《战后日本经济史》，赵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
7【日】经济企划厅：《1974 年版经济白皮书》等。
8【日】《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6 卷，第 298-301 页。
9【日】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 年经济统计年鉴》，1992 年 7 月。
10【日】自由国民社：《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20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