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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媒介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即是“民生新闻”的兴起，以及“造星节目”的遍地开花。传播一下子“平民化”起来，这种平民化，不仅表现在节目报道方式与内容上的“平易近人”与“贴进民众”，还表现在，民众不仅仅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而更多地成为传播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与记录者，与以往传播权力的精英掌握与精英表达相异，平民在这次传播运动中有了更多的上升通道与表达空间，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
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参与这种平民化的节目中来？他们的内心动机是怎样的？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喜欢消（收看）这类平民化节目？平民化传播满足了受众的哪些需求？
本文选择平民化传播在实践领域的两个突出表现：一、民生新闻的兴起；二、造星节目的热播，以此来解读平民化传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平民化传播中的心理动因。
从“南京零距离”到“超级女声”，平民化传播如同中国当代传播实践的一股和煦春风，温暖预热着广大民众的传播愿望。它的出现有三个明显特征：1）高节目密度——无论是新闻节目、娱乐节目还是谈话节目，一时间电视上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节目，除了民生新闻的代表栏目《南京零距离》、《1860新闻眼》、《第七日》等，造星节目如《超级女声》、《梦想成真》、《非常6＋1》、《金鹰之星》和《星·华娱制造》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2）高民众参与度——民众参与度高于从前，例如“超级女声”报名时出现了万人排队、交通堵塞的情形；又如“南京零距离”有千余名“线人”及100多位兼职摄像，成功走出“拍市民新闻和市民拍新闻”的路子。观众参与节目讨论热情极高：一次现场调查“长江大桥的收费站该不该拆”，观众一小时内打进了一万多个电话，每天接到数百次每年逾十万次的市民；3）高受众收视率——AC尼尔森收视率调查显示，在全国新闻栏目收视率前十名排行榜上，《南京零距离》名列前十名，《南京零距离》2004年广告时段卖到1个多亿。而《超级女声》《非常6+1》等节目也取得了高收视率与高广告回报率的可观成绩。
基于此，本文认为“平民化传播”至少包含三个构成要素：内容选择上的平民化——日常状态下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及所想所惑；形式表达上的平民化——新闻体裁与文学体裁融合，口语化的进述，原生态的纪录；节目参与的平民化——发动广大民众的参与，“低门槛、高诱因”的节目参与。
对于平民化传播中的心理动因的分析，可以分为“传者心理动因、节目参与者心理动因、受者收视动因”等三方面讨论。其中传者心理动因较为显而易见——在诸如符合政策上的“三贴近”、迎合受众心理、顺应广告商喜好等等因素作用下，制作了这样一些平民化节目，因此，本文在探讨平民化传播的心理动因时，将集中探讨后面两者——即节目参与者的“参与动因”与受者的“收视动因”。
在平民化传播过程中，参与者本身构成了节目的内容，较其他节目相比，参与者与受者在平民化传播过程中有着高度的重合性——平民特征成了维系传播两头的一个重要因素。
趋利避害，是任一生物体行为的深层且本能的动机，我们在分析平民化传播中的心理动因时，将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参与者与受者，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能够“获得什么”，另一个是，他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能够“回避什么”。以下的分析将分别从参与者的角度与受者的角度，来解构二者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到底“获得了什么”，又到底“回避了什么？”。
节目参与者“参与动因”解构
（一）传播本能与对传播权力的渴望
当我们看到，南京普通市民拿起自己手中的DV，将琐碎生活事无巨细记录下来，并能够在《南京零距离》上播放时；当我们看到，《第七日》旗帜鲜明地提出：“想说就开口”，鼓动百姓将身边发生的事在电视上说个够时；当我们看到，“不论年龄、不问地域、不拘外貌”——“无门槛”的《超级女声》一经出笼便号召力巨大，万人排队报名，交通因此堵塞。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促使受众如此热情地参与到平民化传播中来呢？
此类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正如节目制作方所声称的那样：真正可以让大众毫无顾忌地走上前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传播本能以及对传播权力的渴望是参与者“参与动因”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传递本身就是生物体的本能，它是生物体得以保持自身与外界信息畅通，获得安全感的一种生物本能。此外，传播还是一种权力，话语权是当下被认为的一种重要权力，而此前，传播的权力都集中在精英手中，平民大众从来都鲜有掌握大众传播的权力。但这并不妨碍，或者说反而助长了平民对于传播权力的渴望与向往，他们希望有更多的途径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来展示自己的生活。获得传播权力——无论是用DV记录身边的生活，然后在大众媒体上播放，还是参与造星节目，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让他人知晓——这些都是参与者“渴望权力”与“渴望自我支配”的内心动因的外在体现。平民化传播日渐盛行，在某种程度也反应出人们获得传播权力的内心驱动。
（二）交往/亲和动机引发参与行动
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交往与亲和动机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解释人们的行为。当今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交往方式与先前农业时代的“面对面”有很大不同。大众传播时代，媒介为人们的社会联系提供了一种媒介情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介情境代替了现实情境，人们在这种情境下发生着社会互动。平民化传播，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使这一经由媒介拟造的媒介情境更接近普通的平民——电视表现平民生活，甚而电视上传播的就是身边的邻里好友，这使得媒介情境在人们的意识中更接近现实情境，人们因此渴望在其中获得信息分享与情感支持。平民化传播营造了一个基于媒介的平民社交圈。这一平民社交圈有共同的关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喜好，参与其中就意味着共同的分享与彼此的依靠，意味着“一种联系的产生”，这种联系不仅仅是平民与“传播这种权力”的联系，而且也是平民与平民之间的联系。
（三）自我发展（实现）的心理需求激发传播行动
传统心理学的动机理论认为，自尊，包括自我发展与自我保护往往构成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平民化传播现象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普通民众“自我意识”的强化，这种“自我意识”不但要求“自我表达“，还要求“公众表达”。民众“自我发展”的内心需求借助媒介传播成为大众的盛宴，而每个平民都似乎成为这场媒体盛宴的主角。媒介通过让渡自己手中的部分
权力，通过出让自己的部分话语空间，使平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参与这些传播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
以大量造星节目为例，造星节目吸引观众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在于它制造了一个美丽幻像：在这样一个自我展示、自我实现的平台上，英雄不问出处，美女不问岁数，只要参与到节目中来，每个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因为现实情境中的“自我实现”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企及、无法实现，在现实通道被堵塞之后，媒介营造的这种“自我实现”虚拟情境便显得如此令人心动，值得追求。
一个参与社会改造的现实愿望在现实中被否决后，拿起手中的DV，记录下身边的不良景象，在大众媒介上播放——这就成了民众自我实现的媒介路径了。
（四）高心理预期与高价值回报增加了参与的热情
平民化传播——无论是百姓拍新闻，还是参与“造星”节目，都具有相似的特性：即参与可能性大，且目标价值高。平民化传播的准入门槛低：拿起DV就能拍，拍下身边的故事就能播；想说就开口，想唱就报名，不分年龄，不论美丑，不设等级——这些都客观上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传播，我作主。普通民众在潜意识中会认为通过参与节目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大，加之，这些目标的价值又非常大，对于民众而言深具吸引力：比如通过参加造星节目，可能会一夜成名；通过自拍DV来反映现实生活，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中的某些进程等。“低准入、高回报”的节目设计，符合人们决策与行动时的“预期——价值”模型，这使得平民化传播因此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即使这种判断更多的是媒介营造的，是大众幻境下的产物，与实际并不吻合。
受众“收视动因”解构
理解了平民化传播中，节目参与者的“参与动因”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受众的收视动因又是如何的呢？为何面对鸡毛蒜皮，邻里琐事这些“新闻碎片”，人们却乐此不疲地收看？为何对于媒体上播放业余选手的业余作品人们的宽容度前所未来的增加？为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中时常出现的五音不全的“丑女大联欢”，依旧能够吸引眼球，观众看得指指点点却不肯换台？
按照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人所有本能的目标都是降低自身的紧张感，人的本性遵循“唯乐原则”的，意即渴望“享受与放松”是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力。人们都具有“生本能”与“死本能”（攻击本能）。人们在这两种本能的驱使下，去释放紧张、寻找快乐。人们可以从追求快乐本身获得愉快，比如说“审美体验”带来的愉悦感；与此同时，也可以从攻击驱力上获得愉快——包括看恐怖影片、参与竞争性体育运动、作讥讽性对骂等不同活动都能使人们感到愉快与紧张的消除。
人类有攻击和残暴的本能，破坏与毁灭的东西能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让人获得快感，成为快乐的另类来源，比如，很多人喜欢看《动物世界》中狮子猎捕斑马的场景就是这个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暴力美学的电影备受追捧，“暴力程度与票房的收入成正比”，这往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受众收视的一个深刻的也是基本的内心动因是：希望看别人受苦——从中不但能实现自己的攻击驱力，释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同时还能从别人的灾难中感受到自己的强大，从而降低自己的焦虑与担忧。
麦克亚当斯在“讲故事的研究”中发现：人们是怎样借助编造自己最崇高的、最英勇的、最典型的故事来赖以生存的，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倾向于相信他人“丑的”、“懦弱”与“被摧毁”的故事，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另一个支点。
“建设性”的快乐与“毁灭性”的快乐都是人们内心唯乐的需求。平民化的传播正是在这二者之间找寻平衡，抑或将其中任一发挥到极致——娱乐的本质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