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aohaowg.com--心情随笔】
17岁那年，我第一次感觉心里存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上帝，虽然面目还不怎么清晰，却不妨碍其神圣，她正在从书本里向我走来，我也迫切地想要迎上去。因此，1972年，我终于花了1.12元第一次买书了，买的是印着“内部发行”四个字的二册《鲁迅杂文书信选》。当时我的学徒工资是17.84元，这就意味着要省下两天的饭钱。之前已经通过自学文言文，通读过了《史记》等一些古籍，而从此读鲁迅，其力透纸背，一针见血的见解，让我对现实、历史都有了深入探索的浓烈兴趣。从那时起，四、五十年来读来读去，仍然觉得还是鲁迅有味。
知道有人不喜欢鲁迅我还要这么说，不仅因为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喜欢看到争的人就不会喜欢他；讽刺他留学时成绩不好的人，也肯定是没有学过多少外语的人，不然不会知道，鲁迅才学了两年日语，却在同样听日语讲课的日本学生中，成绩达到中上水平的不容易了。更重要的正如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所说：“那些对什么都满意的人，才是祖国最大的敌人。”鲁迅要呐喊，他不能睁着眼睛看到人们堕落于瞒和骗的泥沼里，还在自以为得计地自娱自赞。罗斯福说过：“你带领人们往前走，回过头来一看，一个人也没有。”鲁迅不但不怕一个人也没有，他还要侧着身子前行，一边拿着他的投枪，与身前身后杀过来的刀枪格斗。从鲁迅那里，我也懂得了读诸子百家不仅在于接受知识，还要像盗墓者那样，透过厚厚的土层和伪装，探究里面究竟埋了些什么，直至带着敬意地打开历史的棺材盖，获取一点新的发现，从此读书就变得更有趣了。
传统的儒学之中，瞒与骗的线索俯拾即是，比如宋末人罗璧的《识遗》一书就提供了不少。其中有段孔子装糊涂的事很有意思，《论语·述而》中有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一事，孔子立即做了肯定的回答。结果陈司败对孔子的学生巫马期说，听说君子不党，现在看来不是那回事。鲁昭公娶了吴孟子，可是吴国是泰伯之后，和鲁国一样都是姬姓，同姓结婚可以算知礼吗？言下之意当然是孔子有为鲁君讳护之嫌。巫马期把陈司败的话告诉孔子时，孔子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罗璧和不少人都以为孔子承认自己错了，是“今得司败见非，受以为过，则他人不谬，所以幸也。”可是孔子真的那么容易承认错误吗？叫吴孟子，说明她是商人子姓的后裔，很可能是流落到了吴国的宋国贵族之后。和姓姜的孟姜女一样排行老大，而且来自吴国，并非和卫灵公夫人南子一样来自子姓的宋国，《左传》开篇也还有个鲁隐公元妃孟子，也已经证明其非姬姓。
还有孔子删定《诗经》之说，《诗经》中诸侯国都只有“国风”，天子的商周才有“颂”，可是唯独诸侯的鲁国有“鲁颂”，这岂不是僭越？可是孔子真的删定过《诗经》吗？《史记》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只说孔子以六经教他的三千弟子而已，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安国才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撇去诸子百家和消失了的三坟五典，余下的都被他揽作孔门遗产了！如果他真的删定了《诗经》，那也应该是返回鲁国之后的事，可是他之前就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鲁国、齐国都有盛德之举，都有可能有过“颂”，只不过后来其他“颂”不见了而已。还有人发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奏了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分类篇目、先后次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其时孔子才8岁。这么多诸侯国，经历这么长年月，采集来的诗只留下极少数是很自然的，根本不用劳烦孔子去删。
孟子提供的线索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居然作了《春秋》？既然是孔子用来教学生的教材，又何以《论语》中只字未提？《春秋》是未曾解密的国家档案，设立史官，也是贵族们各种势力平很制约的制度，连国君都无权篡改，孔子怎么可能随便拿来笔削？
这些问题其实前人也有不少论述，但这些私生子般的历史遗留问题，看上去好像谁也不去关心，实际上暗中一直有人在有意无意地照看着。一般大学的教科书也中还是老一套，这更加刺激起我探究的兴趣。就像当时我不少认识的人，极想有所为而找不到途径，结果把乒乓打得无敌一样，我却因为生命的困顿，带着难以言说的寂寥，装作潇洒地转身而钻进了故纸堆，结果，不想有为而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也让我在周围的人群中，也把历史玩到了无敌的境界。最后也使我这个真实学历只有小学五年级的人，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学士学位，并在作协和师大举办的业余硕士班修完了修学。特别自豪于我的业余性质，从工作到退休，从工人、教师、科员，到当专职翻译去走完万里路，我居然没有中断过工龄，还既没有付出过高额的学费，也没有妨碍养家糊口。应该说，我成为日语翻译也和鲁迅有点关系。工作关系去了日本无数次，每次都会饶有兴趣地去寻找几处他的踪迹，也读了不少他提起过，或者交往过的日本作家的著作，这也引导我关注起了中日交往的历史。
前几天朋友聚会，谈起老后如何过的问题，我以为只要有书读就好，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他都不必挂心，随缘就行了。我们也谈到了鲁迅，《鲁迅杂文书信选》中的具体内容则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但从这二册书中开始体会到的鲁迅精神，却一直督促着我努力去不废耕读，使我不敢懒惰也不想偷懒，乐此不疲于求索，每天不读点书就觉得不踏实。历史其实也确实很有趣，只要深入一点就绝不会枯燥，反而会像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女排打球，可以挥洒出积蓄了太久的精神力度。特别要感谢香港《文汇报》给予我不少发表的机会，加上一些内地的一些刊物上的零星文章，从2006年起，至今我也有五、六十万字，自以为并非泛泛而谈的所谓国学著作了。自然，按照我一贯的办法，有所成功，说声“惭愧！”也就完了。
至于我心中的上帝，记得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说过：“我们叫做真理的，也不过是最有成效的假说而已。”那是一个新假说覆盖了另一个旧假说的过程，真理这个上帝对我而言，至死也是个未能确定的存在，我相信她是有无数的内容所组成。而鲁迅那种如今被有些人看来不知变通的迂腐，以及那一份热切而执着的哀悯，却无疑地向历史长河里注入了温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