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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米长城的经营
这个名叫“悬臂长城石关峡景区”的地方，乍看和其他的景点没什么两样。石头垒成的外墙，仅走几步就是一个方形营盘，土黄色的长城沿着黑色山岩，在一个小山坡上伸展，两个烽火台，爬十几分钟就到顶。总共750米的长城，就是杨永福所有的家当。
一进门的游客，看着杨永福一跛一跛奔出来拿票卖，都会露出一点疑虑的目光。“21元钱一张票”。杨永福理直气壮地说，游客痛快地买了票，他背过身来笑了，“我这里的手续一点毛病也没有”。杨永福反复大声强调。除了不是国家经营，这段长城景点所有的牌照手续都很齐全。但同时，这里也有太多让他没底气的地方，比如没有物价局印章的门票，还有4只偶尔从房子后面窜出来的鸡。
再向前走不到200米，就是官方景点“悬臂长城”。两段长城在长度上和外观上几乎一模一样，“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段长城也是我修的”。门票价格也一样，站远些看，两段长城的走势共同形成了一个“v”，但是底部却没有连接。
这一天的收成不错，门票收入90元，再凑了10元，杨永福骑上电动自行车就去了银行，在新疆上大学的大儿子刚开学，“临走他只带了300元钱，这都过了两个礼拜了”。这个家庭经济的拮据并没有使杨家人变得贪婪。两个游客来玩，杨只收了一张票，“有一个是军人”。七八个小学生骑自行车来春游，杨干脆一共收了5块钱，“娃娃本来没有钱”。
从2007年7月到11月，这一段长城已经为杨永福挣回了10万元门票钱。虽然账面上是这样显示，可是杨家人却没有看到这笔钱。“刚收上一点钱，就按照轻重缓急，给最紧张的债主还一点。”还掉10万元，杨家人一点也没有轻松的神色，虽然杨永福始终不愿意透露到底有多少债，但是当时修的时候就借下了大约150万元，“一般都按照倍的利息偿还，每年来换一次借条。估计一共欠下至少300多万元。”说到数字，妻子就变得很小声，杨永福不愿意面对这数字，他甚至根本没有算过自己的债。
“杨始皇”
“杨始皇”是杨永福的外号。杨永福的父母在他成年以前相继去世，杨家早早分了家，1983年嘉峪关峪泉镇黄草营生产大队组织村民们打工，18岁的杨永福第一次打工，就是修长城。当地人管修城墙叫“打长城”。杨永福是干得最好的那个。
嘉峪关城楼是明代文物，嘉峪关市最著名的旅游点，在上世纪80年代被全部整修过。这个工程很多嘉峪关脚下的农民都曾参与过。比杨永福大两岁的同村村民李建斌说：“我那时候管运土。杨永福手上的活特别好，嘉峪关修好就作为旅游景点开放了，杨永福也被留在城楼打零工、售门票”。
嘉峪关这段长城作为明代长城的最西端，一向是把保存最完好的城楼作为标志性的建筑。但是实际上，长城要一直连接到天险上，才算到了尽头。1987年嘉峪关市文化局组织修复石关峡这一带的长城。“以前叫断臂长城，后来觉得不好听，改叫悬臂长城，像人的手臂。”杨永福一直在城楼打工，因此得到了和别人共同承包这个工程的机会，“我们有3个人当包工头，政府拨款约19万元，一年干下来，我们3个人每人挣了1万元”。
因为悬臂长城，杨永福一下子变成了村里最富裕的人。村里人都羡慕杨永福的本事。而这段长城修好后，离城里和嘉峪关城楼都比较远，到现在还没有公共汽车。虽然门票只要元，但很长时间没有游客。杨永福说：“文化局派的人都嫌苦，不愿意来。”长城就在杨永福所在的黄草营村，他于是承包下了这段长城，“我卖票，妻子开个小卖部”。上世纪90年代，杨永福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旅游一下子就火爆起来”，杨永福这一段长城很快有了“西部小八达岭”的美誉。杨永福还在市里继续承包各种小工程，他很快就有了积蓄。
算盘
杨永福的一位朋友说：“他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到哪里都埋单，有了工程也会叫上别人一起承包。要是他在钱
上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后来一直借钱给他。”1994年杨永福经营的悬臂长城票价涨到了元，文化局决定收回自己经营。
“我承包工程那几年，也赚了一点钱，什么人都见过，打过交道。但是转一圈回来，还是旅游最轻松。什么事情能手一伸就让人家交钱？旅游啊！”杨永福虽然遗憾，但也没有任何办法。转机是1999年，“我在一个朋友家看到一份‘内部参阅’的文件。”杨永福现在还保留着这份“1999第3号”文件，上面写着：“允许私人经营长城文化景区”，另外还有很多鼓励的条款。石关峡是一条纵深的峡谷，根据遗址，原来的长城是将峡谷卡在中间，1987年的悬臂长城只修复了一侧长城，杨永福的目标就是另一侧。
“我一开始想着，我自己把剩下的另一侧修好了，以后这两段肯定还是要连起来的，哪里见过一段一段的长城？准线我都看好了，方便以后直接打过去”。1999年申报办理手续，到2002年开业，杨永福说自己要自费修长城，在那3年里一直是嘉峪关市最大的新闻热点，当地媒体大版面报道。“说我爱国，有民族气节，有理想。”杨永福笑着说，“记者们都在找亮点，我不是为了爱国修的，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可以干，把长城修好了对我自己对国家都是好事。”
修长城要用钱
“先建好烽火台，然后一路修上去，有个目标感。”杨永福说，刚刚建好了两个烽火台，杨永福就把自己的三十几万元家底花光了，他开始四处借钱，“三年一定还上”。杨永福当时的估计是，“一年的门票收入怎么也能达到二三十万元吧”。修长城他自己的预计是100万元，到2002年6月16日开业，这段长城因为资金不足，只修到了最下面的第一个烽火台，连接上面的那个烽火台只有一条铁链子，“这样已经花了180万元”。
原本在杨永福看来最简单的“打长城”忽然间变得无比复杂。“比如以前找土的时候，给国家建长城，我们就去村里取土。可现在村里不让取了。”嘉峪关所在的戈壁滩，土质是砂石化的，“别的地方建筑要石头，嘉峪关要找土，还要水分高，能粘连，不然就会塌下来”。这种宝贵的土只有比较细致的庄稼地才有，村里当然不会轻易出让。杨永福只能去深山沟里挖土。土的成本价增加了许多，而且全都要靠人一袋子一袋子背上山去。一斤土人工费是3角钱，背上去了拿个秤算钱。“爸爸太相信人了。”13岁的杨长昊还在读小学6年级，“别人给他个发票他就给人家钱，也不对货，人家短斤两什么的我都看出来，爸爸还没看出来。”但杨永福不喜欢这样想，他说：“做人要豪气一点。长城一定是想做大事的人才能修好的。”
“如果我一次把钱全都投在修长城上面就好了。”杨永福唯一后悔的是自己当时决策失败，“修长城的同时又开始种树，两万棵树苗，立马把我这一块地铺满了，花了60万元。”杨永福因为之前在悬臂长城时感觉到，“夏天本来是旅游旺季，可是没有一点绿色的戈壁滩，人待不住啊！”杨长昊说，都是因为“爸爸太浪漫了，就喜欢那点绿色”。
借钱对于杨永福并不困难，但150万元私人dai款的利息都非常高。修了没几个月，资金开始紧张，非官方的方式使杨永福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帮助。“我去dai款，但是银行说不看好我这个项目。”杨永福只好将自家的一栋二层小楼抵押了10万元dai款，很快房子就被收走了。
长城在杨永福看来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我在外面不管干什么，都要低三下四地去求人，去出苦力，但是如果我们修好了长城，就可以和各种游客打交道，也没有什么利益往来，每天高高兴兴的，多好玩。”为了这种简单生活的想法，使杨永福一家吃尽了苦头。妻子并不恼恨丈夫的决定，“我和他只有方法上的争论，目标是一样的。”而杨永福说：“一旦你开始修了，烽火台也建好了，你就会只想朝那个方向修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