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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巴金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文坛觉醒最早的人，又是最善于总结和反省极深刻的人。他晚年的《随想录》很多居于这一类。经历了“文革”的劫难，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提到“造反派”，他从生理上感到厌恶，一听到样板戏，他就会全身颤抖；同时他又非常严格地解剖自己。
《小狗包弟》表达了一位经历劫难的老人对自己的解剖。他的心地敞亮，毫无遮拦；又不仅仅是反省，还有严厉地抨击，说他抨击、揭露，却没有任何评述，只有两对活生生的动物形象，但又令人看了似声声钢鞭落在身上，震撼人心。
那时，每个人都在设法找到一个“安全岛”。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健康，没有了自由，还谈什么，为了自己的安全，顾不上别人；有的甚至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不惜牺牲自己的同志。何况是只小狗，即便是胞弟又如何？那时养狗肯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查起包弟的来历，涉及外国人，说不定又有“里通外国”之嫌，更说不清……但巴老却由这个事件感到严厉自责。()说明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格，他追求心灵的圣洁，最高尚的境界。当然，这也同时影射和批判世俗那种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牺牲他人的卑劣行径。
他在“文革”后，即刻看透了并抓住这种社会普遍性的、即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心理，并严厉鞭挞，虽然他在文章里并没有明显指责别人，但明白人都看得清楚，他批判的不仅仅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