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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研究不是文学之间的简单对比，也绝对不是高低好坏的衡量，它是一种将空间和地域因素抛开对文学进行纯粹的研究。
比较文学的概念界定探究
摘要：本文整理了雷马克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并且对“总体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
最后通过研究西方比较文学界关于“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划分论战，分析探索了“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比较文学;总体文学
一、比较文学的概念分析
十九世纪随着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文化交流日益加强，比较文学学科诞生。
亨利•雷马克(HENREH.H.REMAK)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类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
”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亨利•雷马克将比较文学的定义分为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比较文学是超国界的文学研究，第二部分强调关于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
对于定义的第一部分即“比较文学是超国界的文学研究”，西方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都表示赞同，但法国学派重事实依据却把文学批评排斥在比较文学领域之外。
对于定义的第二部分，雷马克认为这是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阵线分明的根本分歧。
梵第根和基亚的著作都没有讨论甚至提过文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巴尔登斯贝格(Baldensperger)和阿扎尔(Hazard)主编的《比较文学评论》的许多年里，这份杂志的季刊书目根本就不包括这类研究项目。
在美国却恰恰相反，比较文学课程以及出版物一般都包括这一类研究领域。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界还提出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等学科术语，这几种领域和术语与比较文学很接近甚至重合。
二、总体文学的概念分析
在比较文学领域的诸多概念中，“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这一术语经常被学者们使用，但西方比较文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比较模糊，通常用来指与译成英文的外国文学有关的课程或出版物，或更广泛一些，指不能方便的归入某一类的东西和似乎使研究某一民族文学以外作品的人感兴趣的东西。
有时它是指“总”的文学潮流、问题和理论，或者是指美学。
中国学者杨乃乔提出总体文学这个概念应该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在同时使用。
第一个意义层面即“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为研究客体的”。
总体文学强调国际上对波及多种民族或多种国家一种文学现象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强调历史的历时性，就像梵•第根所例举的种种“主义”就是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同时发生于多种民族与多种国家地理空间中的共同文学思潮。
在梵•第根之后，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就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曾给予补充，认为总体文学是指称诗学或文学理论，所以杨乃乔认为在第二个意义层面上：总体文学又指称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或美学。
因此杨乃乔先生回答了“什么是总体文学?”他认为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在多种民族与多种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
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便是总体文学。
三、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联系
雷马克认为民族文学在‘一墙之内'，比较文学‘跨过围墙'，而总体文学则站到了‘围墙之上'，由此他主张避免使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
其他一些法国学者则仍在承认彼此密切关系的前提下，坚持“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区分，而基亚、卡雷等人则连梵•第根提出的“总体文学”也不能容忍。
这些西方学者的论争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
正是从承认区分的意义上，“总体文学”的提出才是有益和必要的，从而指出如果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基础，那么总体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的目标。
关于“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相互关联，中国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必将超越语言、文化、政治界限，迈向广阔的世界文学，在这点上东西方之间找到了共同之处，这也正体现了从国际的角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史和文学学术这一遥远的理想。
如今，这样的理想正以“冲破圈子”的方式努力着，昭示着超越民族界限、融全世界文学为一体的文学史，必将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人发展而产生。
参考文献：
[1][法]布吕奈尔，比叔瓦，卢梭.葛雷，张连奎译.什么是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法]梵•第根.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3][法]基亚.颜保译.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探究
摘要:自1921年被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在《诗学问题》中正式提出之后，“文学性”这一概念一刻也没有淡出文论家们的视野，它总是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在各个流派大潮中。
而比较文学的“文学性”一开始就因法国学派主张的“影响研究”而遭到忽视，虽有韦勒克对比较文学“内在性研究”的大声疾呼及新千年后“文学性”幽灵的出现，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仍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议，它的肉身复活和理论建构仍需时日。
在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回归文本”的呼声中，比较文学力图依托文学性建立学科自身问题域的构想与路径成为学者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性;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回归文本
一、“文学性”在文学理论中的缘起及其发展脉络
要探讨作为文学研究分支学科之一的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就先要理顺文学理论中“文学性”的发展脉络。
“文学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虽有极大的争议，但它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却得到学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罗曼•雅各布森说:“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
”[1]“文学性”的两个基本范畴是“自动化”和“陌生化”。
“‘文学性’也就是打破‘自动化’状态的‘陌生化’，有‘陌生化’就有‘文学性’，没有‘陌生化’就谈不上‘文学性’。
”[2]自此之后，“文学性”问题，在随后出现的各个流派中备受关注，如兰塞姆的本体论批评、退特的“张力”说、燕卜荪的复理论、布鲁克斯的细读法等。
而随后的结构主义由于罗曼•雅各布森的渊源而成为俄国形式主义最直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法国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曾说过:“形式主义理论是结构语言学的起始。
”[3]结构主义用新的方式阐释了“那些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程式”[4]。
俄国形式主义对接受美学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接受美学的主将尧斯认为:“‘文学演变’的形式主义理论无疑是文学史革新中最有意义的尝试。
”[5]42他主张把关于文学史的理解局限在文学的感知上。
到了20世纪后期，“文学性”问题在解构主义那里又一次得到关注。
这与后现代语境下文化研究的高歌猛进与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陷入困境不无关系。
在此语境下，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
2000年，美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希斯利•米勒借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明信片》中的观点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
”[6]但耐人寻味的是，他随后又提到了文学的“永恒”说。
而这一“永恒”就是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出发对“文学性”的重新认定。
也即是说，在当今世界，分类学意义上的文学可能已偏离人类生活中心，但在宗教、历史、哲学、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中，文学的叙事、抒情、隐喻等模式仍在被大范围使用，“到处都可看到‘文学性’的影子在晃动，‘文学性’的作用已深入骨髓、不可分割”[7]。
总体看来，从诞生之日起，“文学性”便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往返更迭，虽然内涵时有波动，但它一刻也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
总是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在各个流派大潮中，日久而弥新!这样看来，作为文学研究分支学科之一的比较文学，“文学性“也应该是其基本属性，但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所呈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几经曲折，到如今仍是困厄重重，难以突围。
二、“文学性”在比较文学中的缘起及其发展脉络
较早意识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的是美国学者雷勒•韦勒克。
xx年9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韦勒克针对法国学派对“影响研究”的长期强调和推崇，指出法国学者“使比较文学成了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8]。
根据这种研究现状，韦勒克郑重提出:“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
”[8]教堂山会议不但标志着美国学派的兴起，而且因为韦勒克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偏差，把比较文学重新拉回到文学的视野内。
但韦勒克远没有雅各布森幸运。
他的“文学性”不久就遭到了美国学派自家的自掘坟墓。
仅在三年之后的xx年，亨利•雷马克就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9]雷马克的定义虽然提出了与“法国学派”截然不同的概念，提出了“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主张，但也正是“跨学科研究”使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受到直接的冲击。
而他的观点却代表着大多数美国学会学者的观点。
虽有随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对“跨学科研究”提出的强烈反对，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热”的兴起，比较文学领域的争论渐趋沉寂，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学者们的观点日趋接近。
正如佛克马所说:“论争之后，学者们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研究。
”[10]251994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默在“世纪转折时期的比较文学”为题的报告中提出扩大文学研究的语境，将文学研究扩大到文本赖以产生的语境的言论又直接把比较文学引领到泛文化研究的道路上。
所以，“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94，加拿大)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11]。
更重要的是，伯恩海默的报告对此后十多年的国际比较文学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随后的15届大会(荷兰莱顿，1997)“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16届大会(南非普列陀利亚，2000)“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传递与超越”，17届大会(中国香港，2004)“身处边缘:文学与文化中的边缘、
前沿与首创”等基本沿袭和传承了伯恩海默的衣钵，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文化当道，“文学性”似乎已寿终正寝，淹没于人类的历史记忆中。
三、新千年后比较文学“文学性”幽灵的出没
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和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本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但两者的命运却是如此迥异，在理论更迭中，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虽有时会夜衣潜行，但却一直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
虽说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偷换了概念，但总是会时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解构主义的世界中大放异彩，“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在根本上支配着后现代社会生活运转的话语机制”[9]。
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却是命运多舛。
自20世纪70年代起，比较文学的“理论转向”使比较文学偏离了文学的研究属性，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科界限日渐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