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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储备货币竞争性贬值。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中，受消费者个人偏好和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决策的影响，消费一般是平稳增长的，政府在消费增长方面缺乏有效手段。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宏观政策演化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主要经济体股市崩溃、房地产价格断崖式下跌、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
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在2008～2010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企图挽经济之狂澜于既倒。
结果，世界经济经过2009年的严重衰退之后，2010年企稳回升，2011年出现了短暂复苏和局部过热。
然而，从2011年年底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各国经济的复苏强度出现了明显分化。
新兴市场经济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
主要发达经济体虽然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有所反弹，但房地产价格仍在下降通道之中，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分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方向被迫进行调整。
但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面对财政、金融和就业压力，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货币政策明显收紧。
进入2014年之后，美国和英国经济企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失业率下降到6%以下，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缺口逐步缩小，市场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和降息的预期越来越强烈，美元和英镑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趋势明显(AytekMalkhozov，2015)。
然而，英美之外的发达经济体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欧元区仍然在通货紧缩的边缘，失业率居高不下，希腊危机不时地威胁欧元区的经济稳定。
日本在安培政府的三支箭射出之后，效果昙花一现，进一步提高消费税的计划被迫延迟，直线上升的政府债务威胁日本的金融安全(刘瑞，2010)。
新兴市场经济明显减速。
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之后，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投资下降，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隐患不断，全球经济调整中前行(曹永福等，2015)。
2014年乌克兰危机、卢布贬值、强势美元和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加剧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在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通货紧缩了阴霾不散的情况下，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虽已退出，但不敢贸然做出升息决定，其他经济体则进入了新一波的竞争性货币宽松阶段(AytekMalk-hozov，2015)。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在世界经济多样化、贸易自由化、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具有与以往历次危机不同的特点，一些新现象对既有的理论和观念形成了挑战。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势和宏观政策演化的分析，预判世界经济新特点，探讨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方向。
二、共识阶段:宏观政策协调一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5.67%下降到2008年3.04%，2009年进一步下降至0.01%。
其中，发达国家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2.77%下降到2008年的0.14%，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8.6%下降到2008年的5.8%。
2009年发达经济体出现了-3.41%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然仍有3.08%的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率远低于潜在水平。
鉴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负面经验和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思维，20国集团(G20)领导人于20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加强合作，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改革全球金融体系。
随后，各自推出了力度不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问题金融机构实施救助。
美国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挽救金融机构、避免雷曼兄弟之类的金融机构破产成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为此，2008年11月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长期国债、两房债券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共计1.725万亿美元。
欧元区各国财政状况差异甚大，德国财政相对健康稳健，欧猪五国面临债务违约，所以不可能实行协调一致的财政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中央银行起初采取常规的利率工具，将政策性利率从2008年6月的4.25%削减到2009年4月的1%。
2009年6月开始启动欧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
第一轮长期再融资操作的规模是4420亿欧元，期限1年、利率为1%。
日本政府在2008年4月至2010年9月期间，先后8次出台了总额高达160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仅2009年4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就高达56.8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左右，这是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从资金支出内容上看，用于金融对策的资金是41.8万亿日元，几乎占计划总额的3/4。
在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日本银行重新启动零利率政策，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和基准贷款利率从0.5%和0.75%分别降低到0.1%和0.3%。
为增加日元流动性，自2008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日本银行向短期金融市场注入资金39.6万亿日元。
2008年10月变相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经常账户超额存款准备金实行0.1%的临时利息。
2008年年底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的国债增加到16.8万亿日元。
另外，为应对金融市场中美元短缺的情况，日本银行通过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获得了60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
中国的宽松政策也是全方位的。
在财政政策方面，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征收方式由现行的双边征收调整为由出让方按1%缴纳的单边征收，让汇金公司自主购买四大国有银行股票。
对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进行补贴，加快审批了一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统一下调契税税率到1%，提高了出口退税率。
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8年9月16日到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居民提供优惠贷款利率，首套房房贷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下浮30%;终结了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以来保持的单边升值趋势。
尽管2009年中国的政府年初提出了新增贷款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增长17%的宽松目标，然而，当年实际新增贷款达到9.7万亿元，多增4.7万亿元或94%，贷款余额增长31.7%;M2的余额达到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7.7%，高于经济增长率19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22.0万亿元，增长32.4%。
2010年广义货币供给实际增长19.7%，再一次大幅度突破年初制定的17%的预定增幅。
在产业领域，出台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一轮宽松政策过后，各国宏观政策的短期效应迅速显现，主要经济体GDP增长率都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2010年世界GDP增长率达到5.43%。
发达国家GDP增长率恢复到3.0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率达到7.48%。
其中，美国经济增长2.53%，欧元区增长1.95%，日本增长4.65%，英国增长1.66%。
强刺激之下，中国经济于2009～2011年连续三年保持9%以上，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也表现了强劲增长。
强刺激政策使欧元区2010年和2011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上升至1.61%和2.72%。
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至1.64%和3.14%，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至3.3%和5.4%。
可见，2011年主要经济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了政府控制目标。
日本是个例外，虽然日本经济增长指标表现尚可，但2010年和2011年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了-0.7%和-0.3%的负增长。
第一波强刺激过后，各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和资产负债表普遍恶化。
2009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创下了1.41万亿美元历史纪录，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达到9.9%，2010财年赤字仍高达1.2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8.9%。
2009年和2010年欧元区的财政赤字率分别是6.34%和6.19%。
其中，爱尔兰的财政赤字在欧洲国家最高(达GDP的32.4%)，紧随其后的是希腊(10.5%)、英国(10.4%)、西班牙(9.2%)和葡萄牙(9.1%)。
持续的财政赤字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直线上升。
从整体上，2011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已经达到102.66%。
其中美国是99%，欧元区88%，英国84%，日本230%。
由于存在法定上额限制，2011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被迫提高债务上限，以避免债务违约。
三、分歧阶段:宏观政策各自为政
由于危机影响程度、发展阶段和政策力度存在差异，经过第一轮强刺激政策之后，各个经济体的表现不一。
美国、欧洲股市都得到了恢复，但房地产价格还在下降通道中，失业率居高不下。
日本经济复苏乏力，面临失去第三个十年。
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强劲，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上升，经济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从2010年年末开始各国政策分歧加大。
美联储于2010年11月3日宣布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计划在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并对债券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
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之后，美联储2011年9月21日决定实施扭曲操作，从而维持短期利率不变、降低长期利率。
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末，在卖出4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的同时，买进等量的长期国债。
平均而言，扭曲操作规模大约是每月450亿美元扭曲操作结束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企稳、复苏迹象，房地产价格探底回升，但是基础仍不稳固。
2012年9月14日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结束后宣布，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从14日起每月购入400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并将6月实施的“扭转操作”延长至当年年底。
上述两项措施叠加，美联储在年底前每月增持长期债券的规模达850亿美元。
另外，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继续保持在0～0.25%的超低区间，并将这一水平从此前计划的至2014年年末延长至2015年年中。
欧洲银行于2011年4月和7月进行了两次、每次25个基点的加息操作，将政策利率提高至1.5%。
尽管在2011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还有0.3%的增长，但是，2011年年底市场对欧元区经济做出了负面预测，预计在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将出现负增长。
在这种严峻局面下，2011年12月21日欧洲央行启动了一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为523家银行提供规模高达489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
2012年2月29日又宣布了规模为5295.3亿欧元第二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
两轮再融资操作的规模都显著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
在长期再融资操作、欧洲财政整固计划、希腊债务重组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①)等种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欧洲货币市场的3个月期欧元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Euribor)从2011年12月开始持续回落，欧元区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震荡下行，外围国家(除希腊之外)与德国的政府债券利差明显缩小。
在国际金融危机、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经济格外困难。
在2012年9月26日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也加入了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行列。
“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第一支就是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日元贬值，扩大出口。
为此，安倍逼走了反对量化宽松的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换上了支持他的黑田，宣布了2%的通胀目标，并发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安倍射出的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
2012年8月10日，日本通过了消费税增税法案。
法案规定到2014年的4月份，消费税将从当时的5%上调至8%，到2015年10月份，再升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