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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的文集《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主要探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若干问题，并以胡适、陈寅恪、钱穆为代表向读者们介绍了活跃在上个世纪的学者的作品与思想。
胡适、陈寅恪、钱穆三位先生我早有耳闻，也陆续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但对他们的生平不太了解，只是道听途说一些逸事罢了。如今读了余英时先生一书，才知三位先生不仅在学术上颇具建树，人格上也颇具光辉。
高中时，曾看过胡适先生的一段关于道德与规则的阐述，至今犹记如初：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情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触很深。没有人可以在道德上指责别人。居高临下地给别人贴上“没道德”一类的标签，是赤裸裸的暴力。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不应靠道德支持，而应以相对客观的规则去守望公平正义。如果大力鼓吹道德的作用，最后就会变成“以一种成见去否定另一种成见”。就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民族发展的至高点事——获得对生活和环境的理解——将法律、正义和道德观念转变为科学。”这确实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啊。
可以说胡适先生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不管是民国时期动荡的政局，还是建国后大陆对他的批判热潮，他都能坚持他的信仰，把他的宽容持续了六十年。不惹眼，不闹腾，凝视着人心，即便他也有错，但瑕不掩瑜。正如歌德所说的，“真理属于各人，谬误属于他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时代的不幸造成了他的谬误造成了他的谬误，而他灵魂的力量却使他体面地摆脱了谬误”。
再谈谈陈寅恪先生吧。傅斯年曾评论陈寅恪先生，“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表达了他对陈寅恪先生的赞美与尊敬，足见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识。
我曾略略读过陈寅恪先生写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书考据严密，写得很是精彩。虽然我已经对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忘得差不多，但是我的古文阅读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本书真的很难读。不过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论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懂的，例如狐臭与胡臭的讨论，选题新鲜而有趣，颇具有启发性。
胡适先生自称是“无药可救的乐观主义者”，陈寅恪先生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这大概是由于他身体不好，晚年更是失去了视力，加之时局动荡又敏感多思，看待事物难免会加上一层灰色的蒙版吧。但即便是身体不好，他依旧坚持着做学术，“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陈寅恪先生曾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写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赞扬王国维，亦是以此明志。而实际上他也做到了。建国后，国内始终笼罩着钳制知识分子的氛围，思想界一片沉寂，陈寅恪先生自然也难以避开。只是尽管他在文革史屡遭迫害，甚至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他依旧坚持着读书人应有的节操。
最后，我们来讲讲钱穆先生吧。钱穆先生穷尽一生都希望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找到中国不会亡国的历史根据，并为故国找来新魂。他好不掩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历史总是饱含温情。
我读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便深有感悟。彼时，钱穆先生已至香港，却时刻不忘自己的坚持，严谨治学。他在字里行间里流露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爱，让我颇为动容，也很有感触。
近年来，史学式微，令我感到无尽的哀伤。叔本华曾说：“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充分意识到自己，因此，历史应该视为人类的民族良心……只有通过它，人类才能完整，才能成为人类。这就是历史的真正价值。”我们这个民族向来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试想一下，忽视历史教育的民族，如何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连自己的过去都认为没有必要了解，又谈何发展？
最后我们以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作为这部分的结束，以此来共勉吧。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两三位或更多位，能贡献他一生的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才行。
史学概论的课堂上，老师经常跟我们提到一个很特殊的时间，“建国后”。我也不能否认，四*九*年以后，中国确实有了不一样的形势。各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清*算*，对我国的文化传统的打击很大。但幸运的是，我们有胡适、陈寅恪、钱穆先生等一批有自己坚持的知识分子。
正如萨沙·乔内尔所说的:"他们既然不愿意把自己的灵魂典当，只好让灵魂不穿裤子过时光。"时*局的动荡就像骤雨一样，唰唰地淋到无以数计的每个人的头上。只是远离国土也罢，剥*夺*话*语*权也罢，他们都可以花费自己的一生去坚守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心志没有改变，反而随着岁月的考验棱角愈利，光芒愈盛。
人生不如意的是，不能置身于时代之外，公平地比较这两个时代。昔日的大师先后逝世，我们这些后辈除了追忆他们，更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继承他们优秀的品格，在学问、做人方面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即使能力微薄，也要有济世报国的胸怀。
仅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