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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日许多学者不满足于科学的统一，而试图使人类文化大统一。这种尝试并不完全是乌托邦，而是有其内在理由和依据的。因为自然或世界、人的文化活动体系或人性是一个不可割裂有机整体。人类各种各样的知识学科和文化门类，在创造时刻或达到成熟阶段，其统一性就明显地呈露出来。学者构想和设计的大统一途径有诠释学，弱化自然科学的定律、因果性等概念，发挥哲学的连通和综合功能，审美等。
关键词：文化 大统一 统一的依据和途径
科学统一大都是就自然科学的统一而言的，当然也不时超出这个范围。这是诸多学者一直讨论的问题，也是逻辑经验论者的奋斗目标。现今，许多学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宏伟的理想，企图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全部人类知识或文化都统一起来，清除所有学科的藩篱，弥合所有文化的分裂，从而走向真正的人类文化大统一。
威尔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类的行为由物理因果性事件组成，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能与自然科学相互契合呢？从这种契合中它们怎么不会受益呢？他从历史的视角做了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与物质的历史进程之间，无论在星体中还是在生命的多样性，并没有根本的区分。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是原先历史上不同的学科与自然科学中其他学科结合的例子。在知识的综合中，哲学起了至关重要的，哲学使思想的力量和连续性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仍然富有活力。 伊利英和卡林金立足于以人为中心立场认为，在“接近”人的意义上，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的，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仅就它们或迟或早在人的实践中被使用而言，它们的结果具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正是自然的、社会的、技术的和人文的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 西博格则径直指出，在科学和技术界与艺术和文学界之间造成的障碍是人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词语和行动造成的障碍，能够通过新的视野和态度来消除它们。这些障碍部分地是我们需要方便地分类和编目我们的观念和活动的结果。虽然科学今日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无孔不入和蒸蒸日上的影响，但是在过得有价值的未来世界需要的交叉学科文明中，则不能够存在任何截然分明的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分。他表明：
科学毕竟是人的努力，它不会独立于人而存在。我们必须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中，科学迄今与其说使人“减少人性”，还不如说使人“有人性”。
珀尔曼也赞同“人的科学”这一概念，他从不同文化传统的起源、相互关联以及与人的关系诸方面详细地论述说：科学传统、文学传统和社会传统这三个文化传统是人纺织的衣服的部件，这些部件反过来又装饰他和塑造他。这些文化装饰是相互作用的框架。也就是说，人创造了他的传统，传统反过来又影响他。文学的、科学的和社会的这三种文化传统在人与他们的环境构成和相互作用中具有共同的起源。例如，科学坚决要求观念的共同证据，并诉诸人们共同具有的感觉，而艺术本身则基于人的器官、印象和洞察方面的个体差异。但是，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的产物，科学的共同证据和艺术的个体差异都基于刻画人的特点的神经系统、心智和感官。人从自然进化而来，科学、文学和政体从人进化而来。如果人是自然的有意识的部分且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在日常生活、科学、艺术、音乐或社会理论中相互作用，那么人的这些文化产物没有一个孤立地存在。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它们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在人的发展中相互影响和反映。人的科学确实在该词的最充分的意义上被需要，也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人们相互接近地工作。通过共同的努力，人的科学是可能的。没有专门化，我们是肤浅的；没有展望，我们是暂时的。但是，专门化和展望、分析和综合，对于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必需的。像自然的其余部分一样，在我们之内没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人为隔离。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科学结合在一起，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米泽斯（R. von Mises）考虑了科学和其他表面上是非科学的学问和文化分支之间的关系，这些分支是形而上学、诗歌和视觉艺术。他通过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一切比所设想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虽然他并不否认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有差异，但是却认为它们的目的和问题往往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他说，形而上学的特点能够被概括为“处于其开端的科学”，它是原始科学的一种类型，诗歌在其某些形式中是形而上学的一种类型。当它是神话学的时候，它是形而上学，它与形而上学具有的科学有关。就诗歌的另外的形式而言，这些形式也与能够清楚陈述的科学有关。因此，叙事的诗，包括小说，都具有接近物理学中的思想实验地位的“逻辑的地位” ：所做出的假定与经验不矛盾，在思想中构造的事件的链环也与经验、与已承认的假定一致。虽然诗的其他形式在语言和另外的常规与叙事诗不同，但是任何一类诗歌的创造者都不变地“报告了可观察的现象之间的活生生的相互关系的经验”。因而，诗的题材与科学的题材并非无关，尽管它使用的语言是十分不同的。即便是抒情诗，乍看起来与科学完全隔绝，但是它的交流基于知识和源于经验的情感。
这些学者的看法尽管并未成为现实，但绝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有其理由或依据的。坚持某种本体论的还原论的观点的马斯洛发现，道德与精神问题也属于自然王国，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与自然王国相对立的王国。 珀尔曼的考察和分析更为具体和详尽。他提出，科学大统一的基础可以在下述三个命题中窥见。（1）人的存在可以在亚原子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水平上适应世界中的变化的能量机制。（2）在各种水平上的活动是相互关联的。在一个水平上的活动变化影响其他水平的活动。（3）人的微观宇宙的内部活动、相互作用和变化，能够借助在各种组织水平、包括社会文化水平之内和之间的基本定律来理解，常常能够预言。这三个命题可以通过如下概括而增强。（1）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与我们周围的其他客体一样，具有相同的电基础，服从相同的亚原子的、电的定律。（2）身体在其运动、温度调节和感觉器官中，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动力的和物理的关系而被装备起来，它服从普适的力学、热力学、光学和声学定律。（3）身体通过它自己的构成成分、细胞活动以消化、呼吸和腺系统，为它自己的需要完成化学转化。（4）具有其特殊功能的细胞、组织、神经系统和大脑，为人的有机体的健康形成复杂的活动整体。（5）与上述各种活动有关的生物的、神经病学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机制，制约着人的存在和社会及其环境的追求目标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一切反过来又受到那些相互作用的影响。 因此，正如萨顿所说：
把自然研究和同人的研究对立起来是最愚蠢的事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必须同基本的二元论——人与自然——打交道。对人来说，还有什么事物能被人更有意义？然而，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共同背景自然界隔离开来的单个人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总是存在而且无所不在；把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自然的研究必然是由人研究的。尽管这种研究是客观的，并且科学家试图使它尽可能地客观，但是它仍然是以人类的经验和价值观来观察和解释一切的。个人的癖好能够而且必须被排除，但是人类的天性不可能被消除。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我们无法摆脱人，即使我们想这样做也不可能。科学的和谐是由于自然的和谐，特殊地说是由于人类思想的和谐。要得到真实的图像，不仅自然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作为镜子的人也必须是真实的。
不仅自然或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且人的文化活动体系或人性也是一个不可割裂有机整体，人为地肢解它们只能导致无或无意义。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讲得很有道理：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体系，规定和制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 也许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丹麦哲学家海因强调：
所有问题，一旦我们肢解了它们，砍掉我们想砍掉的部分使其适合我们任意定下的特定框框，那么它们就会失去意义。要使一个问题有意义，你必须把人类全部知识同一切活动都考虑进去。
例如，在近代的开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第一次进入了争辩的场所。对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从此是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这种新的科学精神第一先决条件就是，拆掉一切至今把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的人为的栅栏。为了研究人类事务的秩序，我们就必须从研究宇宙的秩序开始。而且这种宇宙的秩序现在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新的宇宙学——哥白尼著作中提出的日心说体系——是新人类学的惟一可靠的科学基础。 反过来，对自然的研究何尝没有受到对人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文化的启示呢？韦克斯勒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科学观念（模型、假设）是在根植于科学家的历史时代中的文化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在科学概念中存在着文化风格和传统。” 林德伯格也断言：科学思想与其他知识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关系密切；“科学理论也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在形成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历史研究揭示得格外清晰。”
许多学者洞察到，人类各种各样的知识学科和文化门类，尽管在表面上有诸多差异，但是在处于创造时刻或达到成熟阶段，其统一性就明显地呈露出来。塔利斯注意到，在最高的水平上，艺术和科学会聚。自然的数学化是一种灵感和工具：毕竟西方数学开始是作为用音乐术语诠释物质的方式和聆听天球音乐的方式。而且，过去的艺术是伟大的刺激物，可能在实践上有益于人类的成就的刺激物。在人的意识尝试越过对他的生命的禁忌和把日常的白昼转化为显圣的神灵（substance of vision）时，艺术和科学二者是人类意识的伟大冒险。在最高水平上，手段王国在那里被归入，两种文化合二而一。 B. 巴伯则大胆地预言：自然秩序观念在19世纪的广泛流行，迎来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多产时期。类似的人类秩序若在20世纪出现，必将逐渐地显示出，社会科学在预见与控制人类事务方面是比“常识”更强的手段，从而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由于其成就为自己赢得支持，并反过来由于这些成就而加强了对人类秩序观念的信仰。我们也可能逐渐地认识到，人类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断、更变幻莫测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会科学和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科学和艺术或者广而言之科学和人文在创造的时刻——不管是创造者的原始创造还是鉴赏者的继续再创造——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创造者灵感突发，想象张扬，自然和人合二为一。布罗诺乌斯基言之有理：
科学发现、艺术作品都是对潜藏的相似性的探索，宁可说是潜藏的相似性的爆炸。发现者或艺术家在它们之中呈现出自然的两个方面，并把它们融合为一。这是创造行为，独创性的思想就诞生在其中，它在独创性的科学和独创性的艺术中是同一行为。但是，它并非因之就是写诗的人和做发现的人的垄断。相反地，我相信，这种创造行为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惟有它才能把意义给予鉴赏行为。诗或发现存在于两个想像时刻：像创造时刻那么多的鉴赏时刻。当明喻带着我们回溯并同时说服我们时，当我们发现图画中的并置是奇特的和引起好奇心时，当理论同时是新颖的和令人信服时，我们不仅仅对某个他人的工作点头称许，我们重新演出创造性的行动，我们自己再次做发现。归根结底，在我们也俘获它、在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做出它们之前，不存在统一的相似性。
卡西尔眼力好像更为深邃一些：他从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造成和谐”的箴言中受到启发，针对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提出对立面的斗争导致统一的思想 ——这也许是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现。
为了达到人类文化大统一的宏大目标，学者构想和设计了各种统一途径。诠释学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诠释学上具有统一性。实际上，这主要通过自然科学借鉴人文学科常用的诠释方法（这在自然科学中是比较薄弱的或受到忽视的），促进自然科学向人文学科靠拢，从而达到二者的沟通和融合。罗蒂指出，自然对象和事实与人类社会行为和实践一样是有意义的，自然科学的经验材料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论负荷，自然科学的理论与人类的旨趣、目标和价值密切相关。因此，二者在诠释学的基础上可以统一起来。谢廷娜（K. Cetina）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事实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和事实具有相似的地位：是建构的而不是描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都具有社会条件、背景特征和符号的解释的性质等基础，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应该具有相应的诠释学。赫西（M. Hesse）通过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转换，阐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诠释学意义上的统一性。这些发生在自然科学上的转换是：从质料和理论可分、事实客观独立，转向质料和理论不可分、事实根据诠释组织；从理论是在假设-演绎基础上产生意义的说明，转向假设-演绎图式是事实被看到的方式，不是与自然做外部比较的模式；从经验法则的关系是外在的，转向是内在的，因为所谓事实是由理论所阐释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从语言精确、意义单一，转向语言难免也是隐喻的和不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曲解了科学阐释自然的方式；从意义与事实分开、理论的意义依赖于与外在事实的一致，转向意义由理论决定、意义依靠理论上的融贯一致。这五个转向使人文学科的一些要素和规范渗透到自然科学，从而明显地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或减少了某些隔阂。这些学者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最新分析表明，自然科学具有与人文学科相近的特征和诠释学上的统一性。其一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主体构成的，而不是发现的，它们的存在取决于科学实践、科学语言和科学共同体。因此，必须放弃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性理解，以及科学的进步是向实在的真实描述逐步逼近的实在论观念。其二是，各种自然科学都是在语义领域或传统中构成的，它们与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然科学也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解释的意义域不可能被背景化。其三是，自然科学像所有认识活动一样，是受特殊的人类旨趣引导的，这些旨趣尽管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的，但却是普遍的。其四是，自然科学也具有“筹划的”特征。诠释学的价值就是克服和消除所有知识形式之间的假的区别。当然，这并不否认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如方法、标准或规则、理论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否认在诠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这一切并不构成二者在诠释学意义上是本质区别。 我基本赞同上述几位作者的说法和总结，不过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诠释学基础上的统一，只有在对自然科学的某些貌似“冷峻”、“严厉”的面孔淡化的情况下才是合情合理的。倘若走极端，抛弃自然科学严格的检验手段和评价标准，取消它的数量化和精密性的特色，把诠释学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自然科学，这不仅有害于自然科学，对其他学科或文化门类也不没有什么好处。行之有效的途径也许是，在科学和非科学、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创造条件让它们经常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促使它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最终达到统一的目标。
与我们的主张合拍、也与诠释学的统一途径类似的是，可以通过弱化自然科学的定律、因果性等概念——这在自然科学中早已进行了，如几率概念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引入——以及提升社会科学的概括和预言能力，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靠近并沟通起来。陶伯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社会科学的实证论议事日程不再被普遍接受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修正的社会科学如何基于它们自己的普遍规律的发现的概念作为中心的理论关注持续下来。一个战略是把这样的探究由科学说明的连续统担当，在那里来自在自然科学中所采纳的比较松弛的定律观可以满足。这种论证路线往往导致赞同下述建议：需要一种新的类型的科学，于是这作为许多纲领的宽松的理论基础起作用，而这些纲领甚至不去试图给它们的努力披上科学合法性的外衣。正像有些学者提议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寻找新的描述标准，这些标准服从把现象还原为简化的定律。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把似乎是社会现象的自然呈现的东西变为可以更好地被分析的新的词汇表。削弱因果律标准为预言社会行为提供了空间。人及其文化根本地和可归并地是自然界的延伸：人没有特殊的质，不值得特殊的地位。
发挥哲学的连通和综合功能，也是一种值得效法的人类文化大统一途径。卡西尔意味深长地说：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不同的目的。如果我们使自己满足于注视这些活动的结果——神话的创作、宗教的仪式与教义、艺术的作品、科学的理论——那么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公分母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哲学的综合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如果“人性”这个词意谓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意谓着：尽管在它的各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别和对立，然而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进而指出：
对于人类文化事实的这样一种组织工作，已经在各种特殊科学——语言学、神话与宗教的比较研究、艺术史——中开始了。所有这些科学都在努力追求某些原则，追求确定的范畴，以图借助这种原则和范畴把宗教现象、艺术现象、语言现象纳入到一个系统的秩序中去。要是没有这种由诸科学本身早已从事的综合工作，哲学就会没有出发点。然而另一方面，哲学不能就此止步。它必须努力获得一种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神话想象、宗教仪式、艺术作品的无限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现象之中，哲学思维揭示出所有这些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甚至科学，现在都被看成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使这种主旋律成为听得见的和听得懂的。
事实上，在人类理智勃发的幼年和童年时期，哲学曾经是囊括人类所有知识的母体或统帅人类全部文化的旗帜；在当今人类理智的青年和壮年时期，哲学完全应当、而且能够发挥类似的连通和综合作用，只不过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采取新的方式罢了。这就是，在承认各种学科或文化门类的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追求它们的活动和创造过程的统一性，追求它们的目标和普遍功能的统一性。
审美也可以作为人类文化大统一的途径。歌德认为，诗人的眼睛在寻求自然的真实设计时可以服务于科学：“无论在哪里，也许任何人都会同意，能够把科学和诗统一起来。他们忘记了科学源于诗，他们没有看到，当事物变化时，二者能够再次作为朋友在较高的水准上相遇。”在这种意义上，审美可以重新整合经验决定性的官能。简言之，审美维度可以是桥梁，把作为科学的客观的东西与作为人性的主观的东西统一起来。科学家正像诗人一样，凭借相同的作为他的经验的主要组分的审美源泉。 布罗诺乌斯基在提到柯尔律治论美时说：
柯尔律治在试图定义美时，总是返回到一个深刻的思想，即科学和诗都共同追求我们经验的多样性的统一。他说：诗是“多样性中的统一”。科学无非是追求发现自然界的杂乱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或者更严格地讲，我们经验的多样性中的统一。诗、绘画、艺术是同样的追求，用柯尔律治的话来讲，追求多样性中的统一。每一个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寻求人的经验的多样性下的相似性。
人类文化大统一的伟大蓝图有可能最终大致达成吗？威尔逊对成功充满信心。他看到，“随着20世纪的结束，自然科学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寻找新的基本法则转向进行新的综合，以便理解复杂系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将这种综合叫做‘整体论’。其目标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研究宇宙的起源、气候的历史、细胞的功能、生态系统的形成以及思维的物质基础等。在这些研究中想要取得最大的成就，策略就是构建一种可以覆盖多个组织层次的、连贯的因果解释。所以细胞生物学家关注分子的集合，认知心理学家关注神经细胞聚合在一起的作用模式。一旦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也便于理解。并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说明，使用同样的策略就不能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别体现在问题的数量上，而不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研究人类状况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前沿。反之，自然科学所揭示出的物质世界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前沿。可以将契合论点概括如下：两个前沿是相同的。”他乐观地表示，如果这个世界真是以有助于知识契合的途径运行的，那么文化事业最终将变成科学，这里指的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创造性的艺术。在21世纪，这些领域将变成两大知识分支。到时候科学将继续分化出不同的学科，这一过程已经深入开始，有的部分已经结合、而且继续结合到生物学中，还有一些已经与人文学科融合起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仍将存在，但是与原先的形式有根本的不同。在人文学科中，从哲学、历史，到道德依据、比较宗教和对艺术的解释，都将会与科学的关系更近，而且会和科学部分地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11~12页。
V. Ilyin and A. Kalink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8, p. 191.
G. T. Seaborg, A Scientific Speaks Out, 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Science, Society and Chang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1996, p. 165.
S. Perlman, Science Without Limits,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Knowledge,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5, pp. 21~22.
马赫早就对此有明锐的论述：“计划者、空想家、小说家、社会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的作者都用思想做实验；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商人、严肃的发明家和探究者也这样做。他们都想象条件，把他们的期望与条件联系起来，并推测某些结果：他们获得思想实验。”参见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88页。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6~17.
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1页。
S. Perlman, Science Without Limits,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Knowledge, pp. 22~23.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8~29页。萨顿所持有的“镜子”观点现在受到质疑，它属于机械论的反映论，轻视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87页。
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20页。
卡西尔：《人论》，第18页。
J. Wechsler, Introduction. J. Wechsler ed., On Aesthetics in Science, The MIT Press, 1978, pp. 1~7.
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版，第xiii~xiv页。
R. Tallis, Newton’s Sleep,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Two Kingdo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5, p. xx.
B. 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310页。
J. Bronowski, Science and Human Values, New York: Julian Messner Inc., 1956, p. 30.
卡西尔的议论如下。赫拉克利特曾说：“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如弓与六弦琴。”为了论证这样一种和谐，我们不必去证明产生这种和谐的不同力量的统一性或相似性。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并不是靠它们本性上的统一性而是靠它们基本任务的一致性而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在人类文化中有一种平衡的话，那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平衡；它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不排斥“看不见的和谐”——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它“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参见卡西尔：《人论》，第282页。
黄小寒：《“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3~44、47~49页。
A. I. Tauber, Introduction; A. I. Tauber ed.,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p. 1~49.
卡西尔：《人论》，第90~91页。
A. I. Tauber, Epilogue. A. I. Tauber ed.,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 pp. 404.
J. Bronowski, Science and Human Values, p. 27.
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第386~387、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