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aohaowg.com--政治】
人类文化存在着同质和异质,文学作为文化的象征和集中表现,也必然有相同和相异的因素,这就使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之间具有了可比性。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政治和经济的条件，加上中西传统思想的不同，比较研究亦因之有其极限，而上述的因素即是构成限制的基本因素。
中西比较文学论文篇1
浅探中西比较文学
摘要：歌德当日所言之“文学的通性”，今天更多指向“相异”的通性。
这一新发展替比较文学带来了更多机遇，使之从传统的类比或影响研究狭仄限制中，解脱了出来。
而我们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时，必须以“反映”和“反思”为始点：对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作品，都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先形成对某一特定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再对另一个作品作同样深入的认识，然后再将二者加以比较。
这样，定可经由深刻认识、了解不同的个别文化和作品，进入由比较研究而达到的“深层知识”。
关键词：反映;反思;中西比较文学
达姆罗什(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再次提到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名词，进一步地加以阐释，使这一19世纪德国文豪所创导的词语，再次复活。
在该书“歌德创造了一个词语”这一章中，达氏提到周蕾对欧文批评北岛的诗作的猛烈批判。
我不想参与二者的争论，更无意做文化保卫者或批判者;亦不想加入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及传统经典价值评鉴之争。
我只想提出一点和当前所讨论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有关的看法。
当然在短短的20分钟发言限制之下，没有人能将这些看法解说透彻，但问题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
大约80年前，诗人艾略特拒绝了在北京教书的剑桥教授李察斯的邀约，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
他拒绝的理由是，他对李氏所创导的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颇不为然。
他在回信中特别指出，对他来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站在望远镜的两端”。
艾氏认为，任何一个人，“如想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观念)词语，翻译为另一种不同传统的词语，不管其技巧如何高明”，都是不可能的。
充其量他所能做到的，“只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变胎”。
这亦是我30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西比较文学会议中，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或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哲学思想系统，所产生的文学，是否可以随意比较?这是当时我反对肤浅东西文学比较的主要立场。
我认为那是“以偏盖全”的研究，亦是现在我要提出来的“文化通性”(cultural universals)及“文化个别性”(cukural particulars)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于中西或东西或异文化比较或文学比较研究中。
当然“粗枝大叶”的比较，可以不考虑这一问题。
可是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进展，不容许我们如此苟延下去。
观看目前普及的比较研究，自从考古人类学进入了文化、文学等学科研究后，我们不得不更仔细地去讨论“比较研究”这一大题目了。
多年前，当萨义德提出他的“东方主义”论点后，这一要题就变得更具迫切性。
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民俗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对“醒学时期”(Age of Enlightermaent)后所产生的“西方中心”(Euro-centrism)优越论的挑战。
这亦促成了世界学术界对文化多元性、不同文化比较研究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亦不落后于人，加上政治现实的需要，非同源的文学比较研究，亦兴盛了起来。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大趋势发展之下，自然亦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由近年来，内地、港、台三地比较文学研究的“地势图”(Topography)即可证明。
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走过了“浅水”(牵强的比较研究)，进入了“深海”(study in depth);从早期借用类比方法、新批评理论，经过了结构主义，
进入解构主义;从以欧美学术界对政治及意识形态反思为始，到今天以之为文学研究，包括比较研究在内的举世通用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不求相同点(sire-ilarity)而探讨相异性(dissimilarity)及多元性(plurality)，再再地显示了比较研究的新发展及趋势。
这一发展亦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思考和新题目。
多年来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向，可由亚洲各地举办的比较文学大会所包括的题目，见其端倪。
这次大会亦不例外。
在大会提出的15个大题目及特别圆桌讨论议题中，可以见到有关(1)文学理论，(2)文学作品，(3)文学与文化，(4)文学与宗教，(5)文学离散或离散文学，(6)翻译文学，(7)卅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回顾等等多项主要题目。
其涉及内容，已超越卅年前起步时的范畴。
但这亦为我们带来了问题：比较文学(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究竟在研究什么?这亦是卡勒(Jonathan Culler)多年前提出的问题。
卡氏认为当前的比较文学已不是一门学科。
学科有其特定的目标及由之而定的方法和理论，尽管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学科都以科学论证方法为主，但各学科所注重的观点，仍有其特定性，同时亦限定了该学科的研究范畴。
可是又因世界发展趋势、经济和政治因素引发了许多意识形态所导向的纠缠复杂争论。
这可由文学研究脱离不了政治纠缠、亦离不开意识形态干涉的演变趋势，看得出来。
所以卡勒说，比较文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field。
如此看来，当前的比较文学已远离当年歌德所提的世界文学的定义。
我想歌德的重点观念是文学的通性(universality)，而今天的文学通性，正巧相反，是指“相异”的通性(universal variability)。
这造成了比较文学研究哪一种结果?更多发展或研究空间?还是更多的不可比性?检视过往的努力，我认为这一新发展替比较文学带来了更多机遇，从传统的类比或影响研究狭仄限制中，解脱了出来，找到了更多的研究题目和更广泛的研究空间。
这我想，或许是歌德的最终目的：通过比较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的研究，促成“世界文学”的诞生。
这亦是我要说的“举世共有的、通过文学的比较和研究所获得的了解”。
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必须以“反映”和“反思”为始点。
“反映”一词，从中文来看，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表示”的意思。
在此，我想用英文原意来诠释我的看法。
英文的“reflection”或“reflexivi-ty”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某一作品或行为所显示的意涵，一是指某人对某事的一种思考。
二者的意义截然不同。
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前者指将作品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精神及思想反映来研讨;后者则可作为作者或读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评论时代精神或社会状态，是一种直接的反思。
二者都求对作品、作者、时代、社会能有较深刻的认知和批判。
苏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地下室手记》、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人的作品都显示出作者们对两个民族所代表的“社会状态”、“民族个性”、“政治和文化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和批判，这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出来。
作者既藉作品“反映”出现实状况，又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状况的批判。
但若将二者的作品，再作比较，我们又可察觉，陀氏所表现的是，一个充满了感性的宗教灵魂，及求知的哲学头脑，和真诚的“俄国个性(或灵魂)”。
而鲁迅所描述的，却是一个沉浸于千年来腐朽、窒息传统中的民族个性。
鲁迅的“自贬”式的自我批判，更是一种“反省”式的“反映”。
可是我们却不能因这一改变，即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充，而忽略了中西比较研究的限制。
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政治和经济的条件，加上中西传统思想的不同，比较研究亦因之有其极限，而上述的因素即是构成限制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