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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逐步加速的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也被纳入这一崭新的格局之中，外来文学对汉语文学的影响日益加强，汉语文学的对外翻译与海外传播也显示出强劲的势头，传播接受的多元互动推动了汉语文学的世界化进程。
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讨论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研究对象的共时状态，零距离带来了永不停息的活力，也相应地带来了学科的学术难度和尴尬处境。
曹文轩教授在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一书的“代后记”《专业的难度》中说了四点理由，即:它的研究对象之不尽如人意;本学科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主权;被研究的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它不可避免地陷于人际关系之中。
①这种剖析可谓一针见血。
我们必须承认，总会有一些学者爱屋及乌，不允许别人臧否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甚至有一些吃“鲁郭茅”饭吃“巴老曹”饭的人摆出一副誓死捍卫的姿态，成为研究对象的护法。
其实，一个研究者如果对于研究对象缺乏清醒的认识，以朝圣者或追星族的谦恭对研究对象顶礼膜拜，使自己在人格上和学术判断上都成为附庸，那么，这样的研究注定是速朽的。
这些年，在文学边缘化之后，也有一些冲劲十足的新生力量对“当代文学”充满了蔑视，甚至表现出一种不搞臭它决不罢休的仇恨，这种失去理性甚至是丧失理智的做法，只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小丑。
如果一个研究者仅仅把专业当成饭碗，玩世不恭地游戏其中，或者干脆把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当成利益交换的砝码，将学术界当成一个纯粹的名利场，政治话语得势时甘愿充当政治权威的马前卒，商业趣味流行时沦落为金钱的奴仆，那么，这样的学术不仅是垃圾，而且是毒物。
我个人对于所从事的中国当代文学专业，一直心怀恐惧，最突出的是担心自己的心血成为过眼云烟，成为迅速膨胀又迅速幻灭的泡沫，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当代作家、当代批评家和当代文学研究者最终都无法摆脱这种悲剧性宿命。
其实，不仅是当代文学，所有的人文科学和人类文明成果，都必须经历时间的无情考验。
不管你从事什么专业，都必须经历这种残酷的汰选，但当代人文研究确实是首当其冲，颇有镜花水月的意味。
在这个文字垃圾横行的年代，不仅无价值的学术泡沫转瞬即逝，即使不少有价值的学术创造也被喧嚣的浪潮湮灭。
当作家的写作被现实名利牵着鼻子往前走时，“经典”就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幻想。
当研究对象本身都是一种幻影时，研究过程就成了猴子捞月式的喜剧，是“影子的影子”。
在这种情境下，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跟踪研究就很难获得自己的独立价值。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从诗人波德莱尔的散文中发现了“拾垃圾者”形象:“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
他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
他把东西分类挑拣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敛着，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这些垃圾将在工业女神的上下颚间成形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
”②作者看出了波德莱尔的意图———把“拾垃圾者”的活动视为诗人的活动的夸张的隐喻。
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表面上关注大众生活，但骨子里却是大众敌意和异己的同盟，是一个对世俗生活的“拾垃圾者”，“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人会同情那些动摇着这个社会根基的人们”③。
沿着这样的逻辑，在一个追逐实利的年代，沉迷于故纸堆与虚无之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实在与“拾垃圾者”无异。
既然如此，都市的灯红酒绿、街上的飞尘暴土、文坛的蝇营狗苟、文字的粗制滥造就都有了一种诗意，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就成了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在无望的游走中寻找救赎的一群人。
“当代”研究的动态性充满了与时代同步的活力，研究主体以一种在场感去考察对象，将心比心的生命体验的投入，使研究同时具备了理性的审视与感性的同情。
以语言为介质的文学毕竟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恰如阎连科所言:“我们用方块字讲的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故事和用其他语言写的华人的人生命运和一事一物，都是中国的经验。
”④但由于当代文学的时间下限并不确定，总是随着时间的流动向前延伸，这就使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断地向前拓展，但也缺乏必要的稳定性。
针对这种特殊性，当代文学研究也就有了两种视点，一种是立足于文学现实中，转过身来，追溯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反思其精神与艺术的成败得失，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史研究;另一种是与文学现场共同前进，对不断出现的文学新现象、新思潮、新作家、新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述与剖析，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批评。
我个人的趣味是穿越于史论与批评之间，因为没有历史的反思与穿透，“当代”就成了支离破碎的瞬间;而无视文学进行时的“当代文学史”，也只能是建筑在纸上的文学空城⑤。
走向“过程美学”
传统史学有隔代修史的说法，一者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中的人容易当局者迷，二者一个时代的真正面貌只有在其历史后效显现出来之后，才能获得相对客观的历史评价。
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应当与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需要时间的检验、筛选与沉淀，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应当有切身的利益关联，否则，研究者的言说就不能不有所顾忌，被私人情感与利益关系所左右，言不由衷，委曲求全。
王瑶先生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下册以“附录”形式列出“新中国以来的文艺运动”一章，随后为了庆祝建国十年的伟大成就，有多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问世，其基本论调是一种文学进化论，即建国后的文学全面超越了建国前的文学，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文艺》成为其指导性纲领。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代表性文本，它采用的话语方式与逻辑框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相对稳定的文学观念与叙述模式。
这一时期的现代、当代文学史，无一例外地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理论统帅与逻辑起点。
像唐弢主编的写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到80年代前期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多种当代文学史教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政治性冲突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核心逻辑。
正因为对于政治至上的逻辑，当时的文学史缺乏个性，呈现出严重的雷同化倾向，恰如温儒敏所言:“个人的研究程度不同都会接受意识形态声音的询唤，研究中的‘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所代替。
”⑥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潮流中，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化，文艺界逐渐推翻了“文艺黑线”论的荒谬逻辑，彻底否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的《为文艺正名》引发的讨论，对“工具论”进行清理，
有力地驳斥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从属说”和“服务说”;1980年7月26日，《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二为”方针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1985年7月8日，刘再复在《文汇报》发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将新时期初年人道主义论争的理论成果移植到文学研究领域，倡导“改变那种把文学观念作为经济政治发展的附生物的研究方法，而把文学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自我肯定”，而逐渐深化的文学主体性论争有力冲击了保守的、封闭的主流文学史观。
尽管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学术界还是艰难但扎实地试图恢复当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步步为营地进行“修正”，王富仁称之为“广义的‘重写文学史’”⑦。
1985年，唐弢发表《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认为“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质疑“急急忙忙”地为当代文学写史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