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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巨大的狮子，不要惊动他，让他沉睡吧，他只要一惊醒，将会震动全世界”。没错，中国的出现，造就了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中国的崛起，改写了全人类的历史。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古代史论文，欢迎参考!
古代史论文一
我从事中国 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
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xx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
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
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 自然 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
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
xx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
xx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 农村 ，下过部队。
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
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
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
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 法律 系辅导、讲授中国 政治 、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 历史 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 学习 、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
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 内容 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
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
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í，义同蚁。
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 文献 学知识。
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
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
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
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
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
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
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记》、《十七史商榷》;
《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
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五经等，是没有时间，
也没有条件(包括“白专”帽子的威胁)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1]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
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如“引得”)、辨伪书、类书，
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如《日知录》、《陔余丛考》)、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 问题 的有关资料。
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
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
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
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
不容置疑，我的答复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
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
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 方法 ，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
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
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
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
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
后来下决心反复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
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
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
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
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
”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
” [2]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
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
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
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 参考 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
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 科学 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
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
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
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
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而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
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
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区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
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
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 交通 、文学 艺术 、 哲学 宗教等知识，
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
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
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
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不是。
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
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
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
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
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
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
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
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犹之有权势”当即此意)，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
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
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
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
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
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
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
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
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
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
卫士传：不得忤台官。
(台官)过后乃得去。
”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