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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内外交困的社会状况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救国救民、思想解放的产物。“人生艺术化”思想充满人文关怀，它有机融合了中西美学思想，重视个体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实现，主张超越现实功利，追求精神性的生活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审美人生观。
关键词：人生艺术化；美学思想；审美人生观
“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在国学基础上融合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艺术等思想发展而来的。此外，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是集体的成果，不是由某个人完成的，它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发展，由多位美学家逐步完善，最终由朱光潜定名为“人生艺术化”。
一、“人生艺术化”思想的起源。
20世纪上半叶，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西方文化汹涌而至，为唤醒人格萎靡、精神匮乏的国民，梁启超、宗白华、朱光潜、丰子恺等一批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教育的美学家、艺术家，共同发展、确立了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企图通过艺术美化人生、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人生艺术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流行于欧洲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唯美主义。唯美主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追求感官上的享受、单纯的美感和艺术的美，认为艺术的任务是为人类提供感官上的愉悦，美才是艺术的本质，生活应该模仿艺术。唯美主义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倡生活向艺术看齐，主要是对日常生活对象的装饰美化，包括生活环境、日常用具和个体外在，颇具形式感。
在中国近代发展中，唯美主义思想传播较为广泛，诸多学者的艺术思想都受其影响。田汉、宗白华吸收唯美主义精神中美的思想，二人在一定程度上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艺术有使人脱离生活痛苦的功能，艺术高于生活。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环境，欧洲唯美主义在中国现代转化为人生艺术化思想，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被赋予了沉重的使命，学者们希望通过艺术和审美救赎国民，改变其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行为标准，净化人心、美化人生、拯救社会。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形成得益于时代观念变革，在社会动荡、民族危难的年代，旧的（封建）思想已失去权威，新的价值观念还渺茫无期，学者们选择性地吸收唯美主义对审美和生活的追求，这是在彷徨迷茫的年代提出的异常珍贵的解决方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通过艺术寻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传统。孔子赞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可以看出，孔子追求的是一种超乎物质的精神享受和生命境界。在颜回看来，贫穷与富贵并无不同，即使住在陋巷，恶衣粗食，他也能怡然处之。因为颜回的“乐”不是来自贫贱本身，而是超越现实功利的内在满足与愉悦，是由精神境界决定的。颜回已经达到了依从内心而不轻易受外在改变的高级人生境界。魏晋时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顾恺之沉醉于艺术，淡泊名利；“竹林七贤”聚于林中，肆意酣畅。魏晋名士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他们纵情山水、风流潇洒、不拘礼节，更是将艺术与人生紧密相连，着眼于人的内在精神，执着于生活的过程和生命本身。他们不在乎外在所得，而是追求一种艺术化的人生，体现出艺术无功利的根本精神。
二、“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发展。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确立经过了一定的发展过程。该思想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19年，田汉提出与“生活艺术化”相似的观点。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提到，作为艺术家应当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在他看来，艺术与生活紧密相连。同时，田汉十分肯定艺术的价值，对艺术寄予了殷切的期盼，认为艺术能“使生活艺术化”[1]。田汉认为，艺术家应当揭露社会现实、刺透层层阴霾，通过艺术审美的手段使人们逃脱苦难和痛苦，进入一种欢愉的精神满足的状态。田汉强调，艺术能使人超越现实生活的痛苦。宗白华也承认艺术与人生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多次将艺术与人生并提。在1920年发表的《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等文章中，宗白华提出“艺术式的人生”“艺术的人生观”“生活的艺术化”等与人生艺术化相关的概念。宗白华提倡树立艺术的人生观，用艺术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他认为，人生与艺术有共同的诉求，艺术可以用来指导人生、创造生活。
作为个体，不妨把自己的生活、人生看作一件艺术品[2]，把人生行为、生活活动积极地理解为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的创造过程，将其变得丰富、高尚、有意义，即以艺术的态度对待生活和整个人生。这就是宗白华提出的，把握艺术的创作过程就可以明白生命创造的过程[3]。“我们若把社会上可恶的事情做一个艺术品观，我们的厌恶心就淡了，我们对于一种烦闷的事件做艺术品的观察，我们的烦闷也就消了。”[4]宗白华为动荡混乱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态度，在超越现实的烦闷与苦痛的同时，提倡完善独立人格、积极入世的态度。此时期，人生艺术化作为一种观念和主张处于萌芽阶段。人生艺术化这一表述由朱光潜正式提出。他在1932年发表的《谈美》一文中，将最后一节命名为“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明确提出艺术的根源在人生情趣，“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也就是人生的情趣化”[5]。朱光潜提出“情趣的生活”是在梁启超“趣味主义”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梁启超的趣味主义试图弱化追求得失的固有价值观，强调在生活中“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不在意眼前利益，是一种感性的、超脱功利的审美人生观[6]。
在超越功利的同时，遵循自己的责任和趣味做事，实现人生的趣味化、艺术化。梁启超认为，趣味是整个人类生命活动的动力，没有趣味的生活是干瘪和萧瑟的，处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7]。梁启超指出，所谓趣味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他认为，“无所为而为”是其生活艺术化思想的核心。朱光潜解释说，“无所为而为”的活动“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事物“能孤立绝缘”“能在本身体现出价值”。因此，“无所为而为”是活动自由的根本保证，“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8]。朱光潜认为，美感（审美）活动是超乎利害的，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自由欣赏或创造。“无所为而为的玩索”能使肉体脱离限制而自由活动，实现自我生命精神，如“至高的善”一般有内在价值，是审美的人生层次，也是最高的人生理想。朱光潜人生艺术化的思想一方面受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发展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他强调情趣，提倡“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摆脱“利害网”。朱光潜注重艺术精神的塑造，以艺术的眼光审视事物，主张将自己的学问、事业、人生视为一件艺术品，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对待一切活动，他将其表述为无所为而为的脱俗的审美精神。朱光潜除了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是“人生的情趣化”，还认为人生的艺术化是“人生的严肃主义”[9]。艺术的人生是严肃的人生，也是豁达的人生，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件事物，善待别人与自己，不忽视人生中的每一小节，执着地把人生创造为艺术品。另一方面，善于对待生活者也要懂得“摆脱”，以豁达的心态超脱现实。艺术化的人生是严肃的人生，也是在执着之后的豁达，更是在严肃和豁达之间折衷的平衡。可以说，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与中国传统美学一脉相承的。受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时，试图将中西思想融合发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现代思想。因此，人生艺术化思想既主张超越世俗功利，又不完全将艺术与道德、现实等对立。
它以审美为中介，偏重人心的感性方面，注重提升人的精神追求，提倡一种超脱的人生观，摆脱世俗观念的束缚，达到净化人心、唤醒人性、改造社会的终极目标。其精神实质是追求一种诗意的境界和人生的理想状态。结语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构建了一种以出世来入世的人生路径，要求主体以“无所为而为”的人生态度，追求一种远功利而入世的审美人生精神。通过讨论审美、艺术、人生之间的关系，构建艺术化的审美人格和超脱的人生态度。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倡导艺术与人生相融合，将整个生命与生活当作艺术品来创造，涵养人格和心灵，追求个体精神的解放和人生审美化的建构，达到美的精神与生活的真、善指向统一。人生艺术化思想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与重视形式、技巧的西方现代美学有本质区别。尽管现在看来，在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下，人生艺术化思想具有一定理想化色彩，无法真正解决民族存亡问题，但它应对社会矛盾而生，充满人文关怀，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艺术观念和精神追求，对国民审美启蒙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2][3][4]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65，207，207，179。
[5][8][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2，90—96。
[6][7]梁启超。饮冰室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