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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人在文化革新方面领先于欧洲各国，杰出的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把这一时期称为“意大利榜样”( Italian model)风靡欧洲的时期。①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语言、哲学思想、戏剧、舞蹈、风俗等也对法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致我们可以将此时期称为法国文化史上的“意大利时刻”。本文旨在考察16 世纪法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接受，限于篇幅，笔者不打算进行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是集中于三个重要方面:人文主义文化、俗语文学和古典建筑。与中世纪盛期的经院哲学一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新学术”，即“人文主义”也是一种国际性学术文化运动。在讨论法国对“新学术”的接受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接受的前提条件和情境(milieu)。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逐渐出现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即当时人们所说的“学术共和国”( republic of letters)。②而这个学术共和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仰赖一种新的文化技术，即活字印刷术。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大量价格相对低廉的书籍开始在欧洲各国流传，同时，文人学者间的思想交流和书信往来也变得更加频繁。结果，人文主义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了一个遍及欧洲的精英文化运动。古代学者和当代意大利杰出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在法国文人学者中广泛传播。16 世纪法国学者路易·勒胡瓦( LouisLe Roy，c. 1510 - 1577) 指出:“我们看到，( 古代的)语言复活了，不仅古人的事迹和著作重见天日，还有许多新发现的美好事物。在这一时期，语法、诗歌、历史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即五门‘人文学’，人文主义一词就是从它衍生而来) 被阐释、注解、校勘和不计其数地翻译发扬光大。……印刷术极大帮助了这项工作，并使它的发展变得容易。”③16 世纪法国文人弗朗索瓦· 拉伯雷(Fran搊is Rabelais，c. 1483 - 1553)对当时的文化氛围也做了生动描写:“如今，所有的学科都恢复了，对语言的学习确立了:希腊语( 没有它，一个人将耻于说他自己有学问)、希伯来语、迦勒底语以及拉丁语。印制如此优雅和准确的书籍的技艺正在传播，这种技艺是凭借神圣的灵感得以发明的，与此相反的是，制造大炮的技术则是受到了魔鬼的启发。全世界到处都是博学人士、极其博学的教师和藏书丰盈的图书馆。我认为不论是柏拉图的时代，西塞罗的时代，还是帕皮尼安的时代都未曾有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治学设施。”④
法国接受意大利学术文化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1494 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领兵入侵意大利，意大利进入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 -1540)所说的“意大利灾难”时期。法国是军事上的胜利者和征服者，但在文化上，法国人却被意大利新文化征服。
人文主义文化:模仿与超越
长期以来，意大利人文主义曾被错误地解读为一种与“神本主义”对立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体系，这种观念如今已为多数学者摒弃。意大利人文主义肇始于复兴优雅的古典拉丁语和文体的努力，这自始至终都是这一学术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种新的历史文化观和对古典文化的推崇。15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为了使自己区别于先前的学者，称自己的学术为“人文学”或“新学术”。他们搜集和整理古代典籍，模仿古人用古典拉丁语进行各种文体的创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将古罗马时期视为文明的黄金时期，认为现代学者必须向古人学习，首先要掌握优雅的古典拉丁语和模仿古代作家优雅的文体写作。搜集和整理古代典籍成为当务之急。在15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中，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c. 1407 - 1457) 和安杰罗·波利齐亚诺( Angelo Poliziano，1454 -1494)是训诂学( philology) 的翘楚。瓦拉将其精湛的语言考证技艺用于罗马法研究和基督教文献考证，他的《君士坦丁的馈赠》和对《圣经》的考证名噪一时。波利齐亚诺则提出了一整套校勘古籍的方法。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学习古典文化和革新拉丁语方面的成就在意大利以外亦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
在15 和16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中心通常是共和国或君主宫廷的秘书厅和大学，在法国，早期人文主义的中心则是巴黎大学和法国宫廷。⑤1480 - 1540 年是法国人文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此一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经历了两代人。第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活动中心是巴黎大学，代表人物是纪尧姆·费歇(Guillaume Fichet，1433 -1480) 和罗贝尔·加更( Robert Gaguin，1433 -1501)。费歇在德国技工的帮助下创办了一家印刷所，刊印古代作家和当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加更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历史研究，他出版了凯撒和李维著作的法文译本，并撰写了探索法兰克人起源的著作。
第二代法国人文主义者的领军人物是雅克·勒费弗尔·代塔普勒( Jacques Lefèvre d’Itaple，c. 1455 - 1536 ) 和纪尧姆· 布代( GuillaumeBudé，1467 - 1540)。代塔普勒的学术兴趣偏重古代哲学，他编订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晚年，他的学术兴趣逐渐偏向神学，其重要贡献是将《圣经》译为法语并注解了保罗书信集。⑥相比之下，布代在人文主义领域的成就更为显著。布代以15 世纪意大利学者罗伦佐·瓦拉和安杰罗·波利齐亚诺为精神导师，并努力掌握了两门古典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他的学术研究集中于训诂学，认为“训诂学( 语言文字学) 是复兴和复原的手段。”⑦布代不遗余力地学习古典语言，他的希腊语造诣可媲美伊拉斯莫。布代的大部分著作集中于考证和校勘古代典籍以及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1508 年出版的《民法注解》(Annotationon the Pandects) 对罗马法做了革命性的考证研究，此书奠定了他在法国人文主义学术领域的首领地位。此后，他又出版了《论钱币》(De Asseet partibus eius，1514)，考察了希腊和罗马时代的钱币和度量衡，因而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罗马征服的经济史。⑧ 他还著有《论学术研究》( DeStudio littrarum，1527)、《希腊语注解》(Commentaryon Greek Language，1529 ) 和《论训诂学》(Philologia，1530)。布代还从语言考证出发，撰写了论述文化演变的著作《从希腊文化向基督教的过渡》( De transitu Hellenismi ad Christianismum，1535)。⑨
1530 年，人文主义运动在法国逐渐体制化，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采纳布代的建议，创建了“王家教席”(lecteurs royaux)，以推动古典语言的学习和研究。随后，“三语学院”( Collège Trilingue，即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 或“王家学院”(Collège Royale) 也成立。这个机构就是当今“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前身。⑩与原来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不同，“王家学院”偏重典籍校勘，考订历史、神话甚至是《圣经》。弗朗索瓦一世对法国人文主义文化的支持极大促进了其发展，当时法国学者雅克·阿米奥( Jacques Amyot，1513 - 1593) 赞叹:“弗朗索瓦一世是美好文学、古代研究以及所有在法国被忽视的艺术和学问的父亲。”
法国学者在接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过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抵制着意大利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很清楚15 和16 世纪意大利文人学者中流行的一种文化史观，即古罗马是古代文明的中心，罗马以外是野蛮人的地区。意大利人以古罗马文明的天然继承人自居，并将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一概视为哥特人的后裔，北方的学术和文化也因此遭到鄙视。“哥特式字体”、“哥特式风格”等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蔑视和嘲讽的对象。意大利文化精英的傲慢姿态极大地伤害了法国文人学者的情感和自尊，故而，他们在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学习的同时，也怀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人文学者加更认真研读古代史学家的著作，并将从中学到的方法运用于研究法国人的历史，撰写了人文主义风格的《法兰西人的起源和事迹汇编》( Le Compendium de origine et gestis Francorum)。加更指出，他撰写这部著作的一个主旨就是告诉法国人:“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有更有效的榜样。”伊拉斯莫赞扬他说:“促使你从事这项任务的动机只是你对祖国的忠贞。”加更断然否认自己受益于意大利人，他通过撰写具有拉丁语文采的历史著作来证明法国人的文学才能，反驳彼特拉克认为只有意大利人拥有文学才能的观点。面对意大利人以古罗马文明继承人自居的高傲姿态，尚皮埃尔( Symphorien Champier，1471- 1538)采取的对策是抬高雅典，贬低罗马:“我们从罗马那里获得了学术的光荣和教育的荣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是雅典人的继承人。”他还指出:“西塞罗说过，罗马不可能被武力征服，希腊不可能被文字征服……但他是意大利人，此事大可存疑，因为……如果意大利曾经不可战胜，那么现在礼仪或其他后来的成就中，意大利被证明是能被超越的。”
布代的学术和文化竞争意识更强烈。他一方面要与古人争锋，另一方面也要与当代意大利人一较高低。虽然布代极为推崇古代文化，但他并不想成为古人的奴仆。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现代人”一边，并倡导与古人竞争:“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文字重获新生，有什么能阻挡在我们中产生新的德莫斯蒂尼、柏拉图、修昔底德、西塞罗等呢?他们不仅是这些人的模仿者，而且是竞争者(emulators)。”法国学者路易·勒卡龙(Louis Le Caron，1534 - 1613) 也宣称:“法国人，你们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足够的榜样，无需搜寻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榜样。”
布代的《论钱币》处处流露出捍卫法国文化和与意大利人竞争的意识。他说:“如果说在过去，法国人( 或高卢人) 拥有文学的才能，如今文学的研究再度在法国受到鼓励。”布代反对奴颜婢膝地臣服于意大利文化:“毫无疑问，现在有一种对外国事物的仰慕，这一点既未被公开承认，仰慕者本人也不认为应予以公开赞扬:但愿这一点最终不会妨碍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评判。”布代明确指出，在文学和学术领域，光荣不仅属于意大利人，也属于法国人:“我认为，迄今为止，有理由承认意大利人在文学( 此处指新拉丁文学) 上有更出色的表现。我也不否认意大利人作为更伟大民族的作家理应在这个剧院里占据贵宾席。但是，谁能不给法国人也留一席之地，把他们‘撂在一边’、拒之门外或扫地出门?”这些言辞清楚地表达了布代捍卫法国学术尊严的意愿和决心。1562 年，该书的意大利文译本面世。有趣的是，该译本完全删除了布代原著中为法国文化申辩的言辞，这一现象再次揭示了欧洲南北学者微妙而敏感的学术和文化竞争。
自16 世纪中叶起，越来越多的法国学者宣称:包括法国学者在内的北方学者在人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意大利人，布代和伊拉斯莫的拉丁语造诣和学术成就不亚于任何一位杰出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他们进一步提出，学术的领导权开始从意大利转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北方诸国，尤其是法国。这就是当时盛行一时的“学术转移至法国的理论”(translatio studiiad Francos)。 “学术转移理论”是对意大利人文化优越感的迎头痛击，这一理论宣扬法国人在新拉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超过了意大利人。这意味着“文明”和“野蛮”的地位已经彻底逆转!这一时期法国学者如此关切学术竞争，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学者本人和民族的情感与尊严! 不言而喻，这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
16 世纪法国学者不仅以言辞反击意大利人的文化优越感，而且也取得了让意大利前辈和同辈刮目相看的成就。首先，他们将瓦拉、比昂多、波利齐亚诺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开创的语言- 考证法发扬光大。就法律史研究而言，16 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o)、库亚(JacqueCujas)、包杜安(Baudouin)、奥特曼( Fran搊isHotman)等人把布代开创的法学人文主义发扬光大，形成了罗马法研究的“高卢方法”(mos gallicus)，亦即高卢学派。“高卢方法”及其成果成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历史法学派。
其次，到16 世纪中后期，法国人文主义者在古典学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展示了他们的学术创造力。罗贝尔·艾蒂安(Robert Estienne，1503 - 1559)编订了一部《拉丁语宝典》( ThesaurusLinguae Latinae，1543)，直至18 世纪，它一直被视为权威的拉丁语词典。艾蒂安之子亨利·艾蒂安(Henri Estienne，1528 - 1598) 编纂了《希腊语宝典》( Thesaurus Graecae Linguae，1572)。这两部古典语言字典是法国人文主义训诂学发展史上的丰碑。斯卡利热( Josephus Scaliger，1540 -1609) 是16 世纪法国古典学者中的翘楚，他将天文学知识和古代典籍结合，考订出一个完整的古代世界历史年表，即《年表宝典》( Thesaurus temporum，1606)，这是西方古典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成就。事实上，这一时期法国学者在古典研究领域的整体成就已超过了15 世纪的意大利学者。总之，16 世纪法国接受意大利学术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学术竞争的过程，法国学者实现了从学习、模仿、竞争到最终超越的目标。
俗语文学和语言:法国的“语言问题”从14 世纪到16 世纪早期，意大利俗语文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涌现出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歌集》和《凯歌集》( trionfi)、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卡斯提利奥内的《廷臣论》等白话文学杰作。与之相比，15 世纪的法国文学黯然失色。意大利的俗语文学成就激发了法国文人的仰慕和模仿。16 世纪早期，彼特拉克的《凯歌》被译成法语，并成为众多法国诗人效仿的对象。诗人皮埃尔·德·龙萨( Pierre de Ronsard，1524 - 1585)领导的“七星诗社”(Pléiade) 在吸收彼特拉克诗歌的基础上完善了他们的法语抒情诗。意大利人开创的“小说”( novella) 亦颇受欢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纳瓦尔的马格丽特(Margaret de Navarre，1492 - 1549)不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和文化资助者，还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Decameron) 写了《七日谈》(Heptameron)。但法国文人对意大利文学的仰慕也交织着强烈的竞争意识。
从但丁时代直至16 世纪，意大利文人学者就针对意大利文学语言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三个世纪的争论，即所谓的“语言问题”。意大利文人关于“语言问题”的论争也激发法国文人学者关注和讨论法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和规范化问题。16世纪初，法国文人让·勒麦尔( Jean Lemaire deBelges，c. 1473 - c. 1525) 写了《论两种俗语的和谐》(Concorde des deux langages，1513)，阐述了法语和托斯卡纳语孰优孰劣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托斯卡纳语和法语具有相同的优点并且是同源的: 这两门语言“源自同一个躯干和根……即拉丁语(它是一切文采之母)，好比同一眼泉水中流出的溪流，理应和睦共处。”随后，两位法国作家乔弗瓦·托里(Geoffroi Tory) 和雅克·杜布瓦( Jacque Dubois) 主张进一步完善法语，以便造福后代。托里在《致读者的信》中呼吁“热爱文学(beau lettres) 和有高尚情操的人”为法语提供准则和规范，造福同胞:“我看到很多人想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写作，然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如何用法语很好地表达自己。在我看来，法国人用法语而非另一种语言写作是更可取的事情。”杜布瓦用拉丁语撰写了《论高卢的语言》( In LinguamGallicam Isagoge，1531)，并在序言提出要让作为书面语的法语规范化:“法国人似乎不晓得他们的语言能够从属于某种法则。这是很自然的。我不得不期待任何论法语规则的著作———没有人透彻地谈这个问题。让我们竭尽所能，使法语能和拉丁语一样朴素和纯洁(法语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拉丁语)，从而使法语( 著作) 能像拉丁语书籍一样可靠地被阅读和理解。”
总的来说，上述著作表达了一种温和的态度:向古代作家学习，完善法语，使其成为一门可与拉丁语媲美的规范书面语。但这种温和的态度很快转变为竞争和刺耳的不和谐声。
法国学者克劳德·德·塞斯尔( Claude deSeyssel，1450 - 1520) 孜孜不倦地翻译古希腊和罗马的典籍，旨在使法语成为法兰西民族的光荣。1509 年，他在其翻译的《查士丁尼法典》的前言中坦言，他翻译古典籍的目的是让法语变得强大:“掌握了希腊文学的罗马人使他们自己的语言变得强大，并成为他们主宰世界的一种工具;我们必须翻译拉丁著作，并创造强大的法语文学。”这段话流露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塞斯尔的这一构想直接影响了当时法国的一个文人群体———“七星诗社”( Pléiade)。“七星诗社”是一个非正式的学会，或确切地说是一个文人俱乐部。“七星诗社”的重要成员乔亚西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1522 - 1560)出版了《捍卫和弘扬法语》( De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Fran揳ise，1549)，该书堪称“七星诗社”的宣言，表达了一种咄咄逼人的语言民族意识。这部著作仿效意大利文人斯佩罗内·斯佩罗尼( SperoneSperoni，1500 - 1588) 的《关于语言和修辞的对话》(Dialogo delle lingue，1542)，甚至抄袭了该书的内容。杜贝莱在献词中指出，他撰写此书的动机是“对我的祖国的天然情感(natural affection towardsmy patrie)”，类似的语句在该书中不时闪现，并使用了“我们的语言”(our language) 和“我们的民族”(our nation) 的说法。杜贝莱坦承，法语作为诗歌语言，既不能与希腊语和拉丁语媲美，亦不能与意大利语比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丰富法语，从古典语和希腊语中吸收新词汇。丰富的途径是通过模仿和吸收新语汇，他的最终目的是让法语堪比古人的语言，也能超越其他一切俗语。杜贝莱认为，模仿是可取的，古罗马人模仿希腊人最终取得并驾齐驱，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法国人同样可以通过模仿古人的语言丰富自己并最终超越，不仅如此，法语和法兰西王国都应该成就一种“帝国霸业”:“或许，会出现这样的一天:( 我希望，伴随着法国的幸福命运)这个高贵和强大的王国反过来会获取世界的统治权，我们语言(它并未和弗朗索瓦一世一同埋葬，而是刚刚开始萌芽) 将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最终能同希腊人和罗马人一争高低。”但最令人吃惊的是杜贝莱流露的反意大利情绪，他说:“法国，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长期都胜过意大利……那么，我们为何要羡慕别人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敌视自己呢? 为什么我们要乞求外国语言，好像我们耻于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他明确指出，“法语不能被视为一种野蛮的语言”，杜贝莱不满意大利人把北方人和北方文化视为野蛮的优越感，他甚至提出一个恶毒的建议:希望法国人有朝一日效仿其哥特人先祖( 公元前390 年，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再度洗劫罗马狠狠地报复一下傲慢的意大利人。这个恶毒的建议让我们感受到了杜贝莱对意大利文化优势地位的嫉恨!
“七星诗社”的其他成员也持有类似态度。诗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皮埃尔·德·龙萨(Pierrede Ronsard，1524 - 1585) 精通希腊和拉丁文学，也熟稔意大利诗歌作品，但他坚信法语可以与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媲美，他的事业就是创作法语诗歌。他的《法兰西颂》(Franciade) 热情讴歌法兰西的光荣。显而易见，“七星诗社”群体表达了一种文学民族主义。
杜贝莱的著作引发了法国文人学者关于法语地位的热烈争论，其中以艾蒂安·帕斯基耶、亨利·艾蒂安和克劳德·富歇三人最为突出。艾蒂安·帕斯基耶(Istienne Pasquier，1529 - 1615)精通人文主义拉丁语，但他坚持用法语撰写他的历史著作《法国研究》( 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1560)。帕斯基耶不否认法国的文化精英继承了罗马的古典文化遗产，也承认意大利人在复兴古典文化和创造新艺术领域的成就，但他认为培养法兰西的民族文化比古典文化更重要，他孜孜不倦地探寻法国的民族认同，语言和历史是他格外关注的领域，他成为研究法国语言和文学的先驱历史学家。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我用俗语(而非拉丁语) 写作，我用的是我在母亲胸脯中哺乳时的语言。”《法国研究》的第七章专门讨论了法国的白话文学，尤其是白话诗，他认为就作为诗歌语言来说，法语丝毫不亚于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刻意强调法国人的高卢和凯尔特渊源，抬高法语和法国文化，并贬斥其他语言，尤其是意大利语，他说“意大利人(古罗马人的后裔) 更适合精细而非美德，因此他们逐渐从阳刚气十足的古罗马语中形成了一种十足女人味的( effeminate)和软绵绵的语言。”此外，帕斯基耶关于法语和法语文学提出了两个极其敏锐的观察和评判，一方面，他强调拉伯雷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拉伯雷作品中提供的无与伦比的嘲讽和欢笑，让他百读不厌;另一方面，他强调了法语的一个新优势:法国在政治上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王国，从而形成了统一的“王宫”的语言，即法语。这个优势是意大利人所不具备的。
法国印刷商和古典学者亨利·艾蒂安(HenriEstienne，1528 - 1598) 对“语言问题”十分关切，并写了一系列论语言的著作。如同15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他首先关切的是古典语言和法语的关系问题。1565 年，他出版了《论法语和希腊语的一致性》( Conforminité de fran揳ise avecGrec)，他对希腊语和法语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希腊语是最完善的语言;(2) 法语最接近希腊语;(3) 法语是一切俗语中最完善的。他认为法语和拉丁语同源，就词汇的丰富性而言，法语更胜一筹。他认为要在语言中排序，法语仅低于两门古典语言，而高于其他一切俗语。他的这一态度肯定让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心里很不痛快。
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是艾蒂安关心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在15 和16 世纪，意大利语无疑是欧洲的强势语言，意大利语向“法语”的侵入和渗透令艾蒂安痛心疾首。他撰写了一系列著作，不遗余力地攻击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人。1578 年，他刊布了《关于意大利化新法语的两篇对话》(Deuxdialogues du nouveau langage Fran搊is italianisé)，在这部著作里，他猛烈地抨击意大利语在法国宫廷里的腐蚀性影响，他认为一个语言是人的道德品性的反应，他指出法语是阳刚、强劲的和健康的语言，而意大利语是女人味的堕落语言。他进而对所有的意大利人进行全面和无情地攻击，他说，意大利人全都是可鄙的，因为它的廷臣们是腐化和女人气的，而且，意大利人都是天主教的，顺从教宗，因而是反基督的。因此，意大利化的法语由于大量借用意大利语导致法语面目全非，失去了法语原初的高贵。法语堕落的根源在于法国宫廷的道德堕落和各种恶习。他尤其厌恶法国宫廷里弥漫的意大利气息。艾蒂安把意大利人说成是阴险和冷酷无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法国若想摆脱由宗教纷争引发的内战造成的创伤，首要任务是净化法国宫廷的道德，必须铲除法国宫廷里的意大利风尚和马基雅维利主义(阴谋诡计的代言人)。他把法国的种种弊端和不幸都归结于来自意大利的风尚。1579 年，亨利·艾蒂安又撰写了《论法语的优越》( Précellence du Langagefran搊ise)。他明确反对宫廷里盛行的意大利语，并强调:“关于语言，淳朴性和纯洁性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是法国的心脏。”他呼吁抵制“意大利败坏”(corruptions italique)，维护法语的纯洁。在艾蒂安眼里，意大利在法国的影响不啻为一场瘟疫。克劳德·富歇(Claude Fauchet，1530 - 1602)在其《论法语和法语诗歌的起源》(Recueil de l’origine de la langue et poésie fran搊ise，1579) 指出，12 世纪时，由于十四军东征、诺曼征服和巴黎大学的崇高声望，法语在欧洲处于支配的地位，在英国和意大利也不例外。他还敏锐地观察到12和13 世纪法语和法国文学对意大利文学的影响，当时法语文学已经相当成熟，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富歇也称赞当代法国文人的文学成就，认为他们预示着法语将再次处于支配地位，因为这些文人“运用他们头脑的精神力量提升法语诗歌，他们已把法语诗坛提高到这样一种高度，乃至于产生这样一种希望:由于他们超过了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的所有诗人( 意大利人也不例外，更不用说西班牙人了)，我们的语言将被其他各民族不遗余力的追捧。”
总之，法国“语言争论”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力主法语取代拉丁语作为新的文学和学术语言，二是强调法语之于众多俗语的优越性和高贵性，尤其要抵制意大利语对法语的入侵，捍卫法语的纯洁性。这两个因素都体现了法国文人学者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很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精英的傲慢姿态激发的。意大利的文化精英复兴了古罗马人的种族- 文化观，并如同他们的罗马祖先一样，常常将高卢人及其后裔法兰西人视为野蛮人。这极大损害了法国学者和文人们的情感，使他们在吸收意大利语及其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竭力捍卫法语的优越性和法语文学成就。从16 世纪中期起，越来越多的法国文人和学者开始用法语写作。到16 世纪末，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不再用拉丁语而改用法语写作，著名文人蒙台涅(Miche de Montaigne，1533 -159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之，在16 世纪法国学者和文人的“语言之争”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语言文字民族意识”( literary nationhood)，我们可称之为法国的语言- 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意识虽不同于现代民族主义，但却无疑是后者的先声。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16 世纪法国文人围绕“语言问题”的争论也与当时法国的政治和宗教现实密切相关。16 世纪是法国宗教动荡的时期，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的凯瑟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Medici，1519 - 1589) 成为法国王后，她顽固坚持天主教立场，仇视并大肆迫害新教徒。她招揽了不少意大利人，而且意大利语在法国宫廷和上层社会中十分流行。因此，法国的新教徒恨屋及乌，格外敌视意大利人。此外，16 世纪是欧洲国际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主要民族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各国的民族情绪和民族意识。因此，与意大利的“语言争论”不同，在法国，“语言争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烈的排外民族情绪和竞争意识。可以说，法国的“语言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或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最后，在推行本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方面，法国人比意大利人成功得多。14 - 16 世纪的意大利文人学者曾希望意大利半岛上能有一种统一的俗语文学语言，但由于意大利缺乏统一的中央政府，因此不可能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强制推行语言的统一化和标准化。而法国在这方面具有巨大优势。法国很早就形成了以法国国王为首的统一中央集权王国，从而极其有利于语言的统一和标准化。帕斯基耶很早就看清了法国对意大利的优势。法国的政治精英也刻意维护和提升法语的地位，作为提升法国内部凝聚力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重要举措。中世纪时，法国有许多方言，主要的如巴斯克语、布雷顿语(Breton)、弗莱芒语(Flemish)、北方的奥依语( langue d’oeil，即法语)、南部的奥克语(langue d’oc)。1539 年，法国政府颁布《维叶- 柯特雷法令》( Decree ofVillers - Cotteret)，法语被正式宣布为官方王家语言。这意味着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正式的规范语言，也意味着以巴黎方言为基础的法语成为法国的标准俗语( 白话文)。到17 世纪，法国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法语的地位。1635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世留(Richelieu，1585- 1642)仿效佛罗伦萨的“秕糠学会”成立“法兰西学会”(Academie Fran揳ise)。该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和净化法语，编纂法语词典，树立文学创作的准则。这大大地推动了早期标准语言的使用。意大利由于政治上的分裂，语言规范化主要是文人自觉的产物，而法国由于绝对主义时期王权的强化，拥有一个王宫，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形成了法国的普通话———“国王的语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国王的语言”并非“国语”( nationallanguage)，作为“国语”的法语的推广和普及是19 世纪以后才实现的。
从哥特式风格到古典风格:法国古典主义趣味的形成
在意大利，从15 世纪初到16 世纪，研究和复兴古代艺术蔚然成风，古典主义也逐渐成为精英阶层中主导的审美趣味( aesthetic taste)，这尤其体现在精英阶层收藏古物的热情和对古典建筑风格的偏好。在意大利的审美趣味转向古典时，法国的主导艺术风格仍然是哥特式。直到15 世纪晚期至16 世纪，随着法国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先后入侵意大利，法国人发现了意大利的新艺术，并着力引进。由此，意大利的艺术风格和趣味开始影响法国的视觉艺术和建筑。在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即古典主义风格)的过程中，法国王室扮演了重要角色。路易十二( Louis XII，1462 - 1515 ) 的布罗瓦别墅(Ch{teau of Blois) 整体为哥特式风格，只是采用了少量文艺复兴风格元素作为装饰。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Fran搊is I，1494 -1547)是著名的“文艺复兴君主”。他喜好意大利文化，尤其偏好意大利的新艺术和建筑风格。弗朗索瓦一世在卢瓦河畔修建了一座梦幻般的香波别墅(Ch{teau of Chambord)，其整体风格依然具有浓郁的中世纪特征。1527 年，他命建筑师在巴黎近郊的布罗涅森林(Bois de Bologne) 修建了马德里别墅。1528 年，他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塞尔利奥等人在巴黎郊外修建了一座宏大的行宫———枫丹白露宫(Fontainebleu)。该王宫采用了古典风格，时人称其为“新罗马”。这里收藏了大量古代文物，有人戏称该王宫是“所有古董的避难所”。建筑设计和装饰主要由意大利艺术家承担，从而促进了意大利绘画和建筑风格在法国的发展和传播。1531 年，应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意大利画家罗索·菲奥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 和弗朗切斯科·普里马蒂乔(Francesco Primaticcio) 来到巴黎，从事枫丹白露宫的装饰。在这里，意大利画家与先前在法国活跃的弗莱芒画家和其他工匠竞争，并占据优势，形成了著名的“枫丹白露画派”。
在16 世纪，法国的达官显贵热衷修建古典风格(à l’antique)或意大利风格(à l’italienne)的别墅(或庄园)，他们在卢瓦河畔修建了上百座别墅，这是“文艺复兴”文化理想日常化的重要体现。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法国的“别墅”(ch{teau)视为意大利“别墅”( villa) 的翻版。正如法国史学家费弗尔(Lucien Febvre)所说:“卢瓦河畔的别墅，至今是人们光顾和仰慕的对象，并不是意大利人的作品，尽管从这些别墅中可以辨认出明显的意大利元素。法国产生了一种既是混合性也是原创性的风格，是持久的法国传统和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南革新的一种充满生机的混合，这种混合见于1535 年至1540 年间在法国修建的所有房屋中，这一时期的大石匠既未亦步亦趋地复制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榜样。他们进行了结合、改动和改造，他们吸收了他们所发现的东西。”今天的学者们更倾向于强调16 世纪法国艺术风格和意大利艺术风格接触产生的“混杂性”(hybridity)。
从1540 年前后开始，法国建筑师开始展示出超越意大利榜样的能力。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决心改造卢浮宫，皮埃尔·勒斯科( Pierre Lescot，c.1510 - 1578)击败其意大利竞争对手，成为亨利二世卢浮宫工程的总监。勒斯科设计并建造了“方形庭院”的“勒斯科立面”，这个立面的顶端有让·古永(Jean Goujon，1510 - 1565) 制作的精美浮雕。这个立面的精湛技艺表明，法国建筑师已完全理解并掌握了古典建筑原则和意大利雕塑，并能游刃有余地加以应用。由于让·古永等卓越的法国建筑师和艺术家的聪明才智，法国艺术家挣脱了榜样的束缚，再造出具有法国特色的古典主义建筑。
同时，法国建筑师还开始接触到意大利建筑师塞尔利奥等人撰写的建筑理论著作。菲利贝尔·德·罗尔姆(Philibert de L’Orme，c. 1514 -1570)最先效仿意大利建筑理论家进行建筑的思考和著述，并在1561 年出版了《建筑的新发明》(Nouvelles inventions pour bien bastir)，1567 年，该书的修订本问世，取名为《建筑入门》( PremierTome d’architecture)。罗尔姆曾到过罗马，并像意大利建筑师那样仔细考察了古罗马的建筑遗存。但他并不认为古代的遗产只属于意大利人，相反，他认为意大利人自己也只是中间人。他明确反对盲目追随意大利人使用昂贵大理石的做法，并认为法国本地有很好的建筑材料，且更适合法国的气候。对于意大利榜样，他的立场是既要学习，又要竞争，他本人的建筑就是如此。他没有亦步亦趋地照抄意大利风格，而是努力把古典建筑原则与法国建筑传统相结合，他走的是一条折中主义的道路。
1564 年，让·布朗( Jean Boullant，c. 1510 -1578)出版了关于五种建筑柱式的著作。菲利贝尔·德·罗尔姆的精神传人雅克·安德鲁埃·杜·塞尔索( Jacque Androuet du Cerceau，1510 -1586)也撰写了一系列论建筑的著作:《拱》(Livredes arcs)、《神庙》(Livre des temples)、《论建筑》(Livre des d’architecture) 以及《法国建筑精粹》(Les Plus Excellents Bastiments de France)。安德鲁埃的《法国建筑精粹》配有大量建筑素描和版画，是研究法国建筑文化弥足珍贵的著作。这些法国建筑理论家一方面主张向古人和意大利人学习，同时又强调要保存法兰西特性。可见，建筑师们的态度和同一时期法国文人和学者们的文化态度是一致的。
总之，我们可以说，16 世纪法国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或“文化移植”(cultural transplant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494 - 1525 年为第一阶段，是“笨拙模仿阶段”( l’imitation maladroite)。在此期间，意大利的观念和趣味开始被嫁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法国中世纪传统上，但两种文化的特点仍十分清晰。1525 - 1540 年为意大利和法国的文化元素进一步融合的阶段，期间，法国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不过法国人日益理解了意大利原则，并努力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1540 年之后为第三个阶段，法国建筑师彻底掌握了古典建筑原则，古典文化因素的影响不断增强，最终产生了一种实验性的古典主义，建筑史家贝内沃诺称之为“一种先锋性的文化综合”(avant - garde cultural hypothesis)。到17 世纪和18 世纪前半期，当意大利艺术家和建筑师钟情于巴洛克风格时，法国艺术家和建筑师则将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古典主义进一步深化，并使其成为一种正统文化形式，成功地实现了古典主义的本土化。虽然建筑领域的古典主义原则最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确立，但其体制化却是最先在法国实现。到17 世纪，法国名相柯尔贝(Jean - Baptiste Colbert，1619 - 1683) 创立了王家建筑学院，该学院的宗旨就是培育法国的古典主义，它不但要有别于古代的和意大利的古典主义，而且要超过后两者。
结语
在欧洲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16 世纪法国对意大利文化的接受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向外的传播描绘为简单的“给予和接受”关系。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16 世纪法国在接受意大利文化的过程中并未“亦步亦趋照抄”( slavish copying)，而毋宁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虽然全欧洲都能感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不过每一个欧洲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接受、修改或排斥。”除了对意大利的人文学术、语言和建筑的接受，法国对意大利芭蕾舞的接受也揭示了一种文化形式在本土化过程中的转化和改造。意大利芭蕾舞传入法国宫廷后，被改造为法国芭蕾，随后又传回意大利并风靡一时，以至意大利歌剧家蒙特维尔第(Monteverdi) 把它称为“法国式( alla francesca) 舞蹈”，这一称谓很容易让不知内情的人以为是法国宫廷发明了这种舞蹈。总之，16 世纪法国接受意大利文化的例子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非简单的给予与接受，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接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接受者常常按照自己的需要或审美标准进行选择，既吸收又抵制，并通过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杂交，实现文化创新。通过文化杂交实现的文化创新是一种折中主义，它常被人们视为缺乏原创性，但事实上折中主义就是一种再创造，也是文化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
文化的交流与吸收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复杂且剧烈的感情纠结。外来文化输入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它常常引起本土文化捍卫者的强烈反弹。在16 世纪，正是强势的意大利文化的输入和冲击刺激了法国文化精英的“法兰西意识”( Frenchness)。虽然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 - 1453 年)率先大规模唤醒了法国的民族意识，但在这一时期，论述法兰西特性的文字表达数量却远不及16世纪意大利文化强势输入法国之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16 世纪是法国人“发现法国”的世纪，或者说，16 世纪法国出现了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proto - nationalism)。
16 世纪法国接受意大利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烈竞争意识，使我们看到了欧洲内部的文化竞争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文化民族主义正是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先声，而且很容易从前者转化为后者，反之亦然。在后世学者中，对文化原创权的争夺也异常激烈，并且往往也都交织着强烈的民族因素。法、意两国学者长期就法国文艺复兴的源头争论不休，意大利学者认为，法国文艺复兴的源头无疑在意大利;而对法国学者来说，法国的文艺复兴是法国中世纪文化大树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显而易见，学术竞争和文化竞争关乎民族骄傲与尊严，岂能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