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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复杂历史，又共同生存于商业文化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要真正建立文学研究的独立性、摆脱不良文学批评的影响，是相当有难度的。
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及批评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许多人进行过探讨。
对于不良文学批评给予当代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也已经有学者有所关注。
[1]但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本文拟再作专门的思考。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矛盾的两方面，它们之间虽然存有差别，却也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最直观的，它们的对象基本相一致。
虽然在当前文学现实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概念的区分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关于“当代文学”的内涵和时段范围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和不同看法，但我以为，将建国后的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尽管其名称并不一定局限为“当代文学”，也可以称作“共和国文学”等)。
因为这时期文学所处的政治环境基本相同，文学关系也一脉相承，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是这段文学不可缺少的参与者。
具体说，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现场和文学作品比较感性的评述。
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批评的主要工作是深入现实文学活动中，对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作出评介，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审视和思考。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于文学作品意义的生发和推介，对于文学现场的敏锐发问和必要质疑，都直接影响到同时期的文学创作。
相比之下，文学研究似乎距离文学现场要远一些，对文学现实的影响也要小一些。
但实际上，当代文学研究也完全可以对当下文学发问，或者说，它虽然关注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但因为这些“历史”距离现实很近，而且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它的研究也能够直接影响到当下文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以当代文学为共同关注对象，对其进行探讨和总结，具有并行不悖的共存关系。
其二，它们在方法上也有很密切的关联性。
文学批评是一时期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代文学研究在工作中需要以之为对象，需要参考和借用文学批评，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建立在文学批评基础之上，是由文学批评生发、上升的，一定的文学批评色彩是当代文学研究之“当代性”的自然表征。
反过来说，文学批评也不可能离开当代文学研究，文学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基础，也是其具有一定深度和渗透力的重要源泉。
因为任何文学批评都不可能完全局限在批评对象身上，它需要有一定的超越和历史深度，这种超越和历史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同时期的文学研究。
也正是作为这种密切关系的表征，在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二者在身份上存在着普遍的重合，研究者经常会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批评者也大多会进行文学研究。
并且，在文学研究中，不乏将二者结合得很好的学者，也有融合二者特点和优点的著作。
中国当代的不说，在西方文学中，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非常典型，它直接面对“当代”文学(也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历史的文学)，既具文学批评的鲜活性，又有文学研究的学理性，实现了二者很好的结合。
但是，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同一。
相反，必要的区分和差异辨析才是明确各自特点、形成各自独立性的重要前提。
一为研究，一为批评，概念本身就显示了它们本质上的不同。
其一，在基本特点和行为目的上，文学批评是以现实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它直接切入当下文学，以评价、促进和繁荣当下文学为主要任务和目的;而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历史，它的重要功能是对历史的总结和还原，
虽然它也可能对现实文学产生一定的启示作用，但它不以服务现实为主要目的，或者说它的现实作用以更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
其二，在方法上，文学批评是感性的文学活动，它对批评者的主要要求是对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和对文学现场的审察能力，批评的方式也主要从感性出发，立足于对事情(作家作品)本身发言;而文学研究作为对历史的研究，
更注重的是理性和客观性，它是建立在科学客观基础上对过去一时期文学的较深入认识，需要有较深远的历史视野。
这一区别，对于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一方面，由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文学环境比较严厉，只能以文学批评为主导，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学研究，因此，尽管从时间来说当代文学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它进入研究阶段的历史还很短暂，还没有建立真正的研究规范、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
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旁观者，都习惯于将二者混同，从而对其发展构成局限。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文学的时段正在拉长，距离现实越来越遥远的“十七年”、“文革”和“八十年代”正逐渐进入历史语境，文学批评与之的直接关系也比较少。
在这种情况下，以更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与以当下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批评进行一定的区分，或者说，将当代文学研究从文学批评中分离出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①。
而且，随着当代文学历史时段的逐渐伸展，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会越来越突出，当代文学研究的独立要求会更为迫切。
不过就目前来看，当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并不让人满意。
换句话说，当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并没有很好地与文学批评进行分离，而是复杂地糅杂在一起。
其结果不只是很多文学研究没有摆脱文学批评色彩，更重要的是，当前文学批评中的一些不良批评品格正渗透于文学研究中，对其带来了严重伤害和负面影响。
当前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严重的不正之风，如人情批评、商业批评，以及无原则的酷评等等，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也有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针砭和剖析。
这些批评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当前文学批评的某些不良品格。
具体地说，一是极端个人化。
所谓的个人化，就是凭着自己的个人感受，以个人的偏见来品评事物。
文学批评带有一定的个人化色彩是很正常的，但是，极端个人化则是对文学批评的伤害，其中所包含的私人关系和利益掺杂不说，仅这种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本身就会损伤批评的公正性。
当前文学中盛行的酷评、人情批评等，背后都蕴藏着这样的批评品格。
二是简单化。
也就是不对事物的复杂性作充分认识，以简单的非此即彼观念来进行价值判断和作结论。
这种情况的存在与长期以来盛行于政治环境中的“二元论”观念———非好即坏，非左即右，没有第三种情况存在———有关系，许多人也一直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和评价事物。
这种极端个人性和简单化批评品格的盛行与时下的商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因为商业文化以简单平面为特点，也以追求猎奇和市场效益为主要目的，自然不会关注事物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商业文化与极端政治文化颇有相类似处。
以“文革”为代表的极端政治也鼓励和推行简单化和片面化，以之为文学批评和政治批评的重要手段)。
在追求极端和炫奇效果的商业文化背景下，极端个人性和简单化的品格还会受到它积极的支持乃至大力的推崇，甚至会被它誉为时代的文化英雄———在当前文学批评界，就不乏以类似特点而获得媒体和市场青睐的批评家。
客观来说，在混乱的当下文学语境中，这种批评品格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它的偏激极端，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以针砭一些平庸，可以敏锐地刺痛一些神经。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它称作商业文化背景下的“恶之花”———它本身虽然有“恶”之因素，但在其独特背景下又显出几分“花”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当这些品格渗透进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就不再是“花”的艳丽，而只能尽显“恶”的特性了。